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

新版序　005
再版序　009
初版序　012
家父之一生：四十年六個月　蔣松輝　015
孫中山與蔣渭水—紀念蔣渭水逝世七十四週年　黃煌雄　018

引　言　023

第一章　早期生涯　025

第二章　時代背景　033
第三章　民眾黨以前時期　039
議會請願運動 041 ∕治警事件 044 ∕文化協會的深耕 056
文化書局的窗口 067 ∕時代風暴的衝激 071

第四章　民眾黨時期　117
創黨的波折 119 ∕催生者與指導者 130 ∕我理想中的民眾黨 137
臺灣人解放運動總機關 146 ∕光榮的戰死 172

第五章　逝世與哀榮　187
生命的高潮 188 ∕臺灣人之救主 195

第六章　稟賦與特質　203
富於吸收力、綜合力與判斷力 204 ∕徹底的性質與不妥協的精神 216
熱血男兒與革命性格 223

第七章　歷史角色　229
鄉土情感 230 ∕本土運動 236 ∕漢民族情操 240 ∕對孫中山的認同 249

附　錄　蔣渭水大事略記 264 ∕蔣渭水主要政治社會運動系統圖（書末拉頁）
不同階段的歷史追念 270 ∕參考書目 287

新版序　　黃煌雄

　　從全世界第一本有關蔣渭水傳於一九七六年第一次正式出版以後，到今年，已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來，不僅世界局勢、兩岸關係、國內形勢都有重大變化，蔣渭水在臺灣不同政黨光譜上的評價，也有著重大改變。

　　三十年前的臺灣，國民黨一黨獨大，實行戒嚴體制，對臺灣近代民族運動視為禁忌，蔣渭水也在有意無意之中被型塑為「左派人士」。因此，當我執筆寫蔣渭水傳時，所有碰到過我的人第一個反應，幾乎是：「你怎麼敢寫蔣渭水？」「蔣渭水的書一定被查禁！」

　　《臺灣的先知先覺—蔣渭水》一書出版後，雖然未被當局查禁，但版權核准時間卻特別長，主政當局對「蔣渭水」始終保持不理不睬、欲迎還拒的冷漠態度。一九七六年該書出版後，連續五年，我每年都為蔣渭水的逝世週年寫紀念文章或舉辦座談，包括「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紀念蔣渭水逝世四十五週年）、蔣渭水逝世四十六週年座談會、「一項莊嚴的建議」（紀念蔣渭水逝世四十七週年）、「蔣渭水先生遺訓」（紀念蔣渭水逝世四十八週年）、「先輩未竟之業」（紀念蔣渭水逝世四十九週年），以廣為介紹蔣渭水所代表的精神及時代意義。一九七八年宜蘭縣議會通過決議，要求宜蘭縣政府每年應舉辦蔣渭水逝世紀念會；一九七九年，我聯合當時一些黨外人士，決定以民間力量，以致送花圈方式，來追念蔣渭水逝世四十八週年，結果竟遭到有關單位的圍堵與取締，我在宜蘭的老家甚至被警察包圍與搜索，我乃愴然寫下〈悲憤的抗議—我們沒有向蔣渭水先生致送花圈表示追念的權利嗎？〉這種高壓的處理方式，實畫龍點睛地刻劃出國民黨主政時代對「蔣渭水」的忌諱、心虛與不敬。

　　一九八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就任立法委員，在每半年一次的立法院院會總質詢，我以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為主題，向行政院長質詢，正式要求確立蔣渭水逝世紀念日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日，經由法定程序，宣布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這篇附件多達二十一件，文字達十萬字以上，時間貫穿半世紀的總質詢，很可能代表幾十年來，在立法院所提出有關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最深刻的一篇質詢。

　　二○○○年，臺灣首度發生政黨輪替，從黨外演變而來的民進黨，由在野黨變成執政黨。當我投入民主運動前，我已用了兩年時間，寫了大約四十萬字有關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歷史，所以當我加入黨外行列時（一九七八年），我內心實充滿著臺灣近代史的圖像與紀錄，且一直努力促進臺灣近代史和臺灣現代史的銜接，特別是努力宣揚蔣渭水所代表的精神。因此，有關蔣渭水其人其事，不但廣為黨外及民進黨所知悉，也廣為黨外及民進黨所尊敬。二○○一年八月五日由臺灣研究基金會、國史館、文建會主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臺大醫學院、中國時報、義美文教基金會合辦，共同舉行的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紀念，陳水扁總統即以國家元首的身分，親臨參加，並題「臺灣精神」四字。這大概是五十年前，即一九五○年，國民政府盛大紀念蔣渭水逝世二十週年（當時的國家元首蔣中正總統賜匾「民族正氣」）之後，又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紀念活動。

　　國民黨變為在野黨以後，連戰主席在幾度的談話與文章裡，不忘談到臺灣近代史，也不忘談到對蔣渭水的敬意。二○○五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以後，經由他對臺灣近代史的理解，一再宣稱要連結臺灣，更將蔣渭水畫照高高懸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大門外牆上。這是朝野異位後，也是國民黨到臺灣五十多年以後，第一次對日據時代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民族運動者，也是「臺灣的孫中山」—蔣渭水，表達最真誠的敬重行為。

　　二十多年前，現在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時，在立法院的答詢中即對蔣渭水多表推崇，蔣渭水夫人陳精文女士逝世（一九八六年）時，宋楚瑜是當時與會的唯一國民黨要員。

　　從這些發展中，不難看出蔣渭水從長期被冷落、遺忘、甚至扭曲的歷史長河中，逐步走出來，走上歷史的正面舞臺，並還原其歷史地位。蔣渭水已不單單是當初黨外與民進黨所尊敬的歷史人物而已，目前更成為朝野政黨所共同尊敬的歷史人物。不僅如此，隨著兩岸關係的演變，連宋的訪問中國，以及未來情勢的推移，由於蔣渭水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兼具有「臺灣精神」和「民族正氣」兩大最典型而又最突出的代表意義，蔣渭水將可望和孫中山本人，共同成為兩岸最真實而又最有效的歷史連結。正如我在〈孫中山與蔣渭水〉一文所表達的：「海峽對岸的政黨領導人及中國人民，在熱誠呼應連宋訪問之後，基於對民族感情的珍惜與謙虛、兩岸不同歷史境遇的理解，及臺灣人民的善意，對蔣渭水所代表的歷史連結，似乎也到了應該表達真誠懷念與敬重的時候。」我認為：從三十年來蔣渭水的歷史境遇而言，這一天的到來似乎不會太遠。

　　本書出版以來，經過一大一小的修正。大的一次為一九九二年，當時和《臺灣抗日史話》一書，在內容上都作了大修，歷時約一千個小時；小的一次為本次，主要為增添一些新材料，編排上也作了一些調整，並增加不少具有歷史意義的相片。蔣渭水的孫子蔣朝根在本次修正的過程上，出力不少，謹致謝忱。

再版序　　黃煌雄

十多年前，當我開始研究一九二○年代臺灣民族運動歷史的時候，當時的客觀環境是這樣的：

　　一、在政治上，由於實行戒嚴體制，在威權政治下，國民黨一黨獨大，且視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歷史為禁忌，因此，這段歷史在當時幾乎處於空白階段。
　　二、在學術上，有關此期歷史的資料還相當貧乏，已出版的資料之中，由於政治的影響，不免反應出濃厚的政治色彩。
　　三、在實際的走訪中，由於國民黨長期的壓抑，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尚存的「先覺者」，大都年歲已高，不願多談，縱有談論，也由於時間關係，不夠明確與堅定。

　　這些正是我在十多年前寫《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及《臺胞抗日史話》（新版書名改稱《臺灣抗日史話》）二書的背景，這種背景也影響到我在寫作時的基本態度。
　　十多年以後，由於政治情勢的演變，有關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研究已大放異彩，甚至呈現百家爭鳴之勢，各主要大學也幾乎都有臺灣研究社的成立，在這種新的背景下，當我重新檢視十多年前所寫的這兩本書時，我發覺十多年前的我，在研究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歷史的時候，在幾個重要觀念的相互關係上，實有更進一步釐清的必要，這幾個重要觀念是：

　　第一：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興起。日本據臺後不久，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或教育上，都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被壓迫的臺灣同胞，不管自覺或不自覺，乃逐漸發展出臺灣人意識。這種以臺灣人意識為出發，代表「臺灣人的要求」所推展出來的運動，便叫臺灣民族運動。所以當時日據當局所稱的「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或「民族主義團體」，指的都是以臺灣人意識為本位的「臺灣的民族主義者」，以及致力全體臺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各方面解放的「臺灣民族主義團體」。
　　第二：對漢民族的認同。由於代表統治階層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自居，作為被統治階層的臺灣人，激起了臺灣人意識，也激起了臺灣民族主義。依此臺灣人意識、臺灣民族主義推展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同時，基於文化血緣的關係，便以漢民族自居。這種對漢民族的強調，又因孫中山本人的影響，以及在孫中山影響下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蓬勃發展，而更加強其認同感。
　　第三：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性。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既代表「臺灣人的要求」，整個運動便要為解放臺灣人所受的束縛、不公與歧視而奮鬥，因此在運動過程上，儘管強烈表現出對漢民族的認同，尤其感人地表現出對孫中山的尊崇與追念，但絕不能因此而抹煞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甚至將臺灣近代民族運動解釋成只是「對漢民族認同」下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由於動態政治的閃爍，確認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長期以來，幾乎都變成一項很大的負擔，但在釐清臺灣近代民族運動與漢民族認同的關係上，這項主體地位的確認，卻變得不可或缺。

　　這些觀念相互間關係的釐清，在十多年前，或更早以前，由於文獻缺乏，特別是戒嚴政治的影響，任何研究者，包括當時生活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當事人」，以及他們所出版的有關著作，幾乎都很難完全合乎歷史的原貌。十多年以後，隨著戒嚴解除、政治民主化，資料出土，研究風氣大開，應該是以更客觀、公平的研究態度，來對待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歷史的時候了。
　　基於這種心情與體認，在歷經十多年後，我第一次認真改寫《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及《臺胞抗日史話》二書，敬請各界批評指教。

初版序　　黃煌雄

　　在朝野共同致力於臺灣歷史的整理聲中，如果提及日據時代的臺灣近代抗日運動史，就不能不談到蔣渭水。因為蔣氏不僅是臺灣同胞非武裝抗日運動最具影響力、最能刺痛日據當局，並最能喚醒寂靜的民族與社會良知的運動家，也是日據時代臺灣同胞之中最堅持民族運動路線，而又最能發揮民族運動影響力的革命家。

　　令人驚奇的是，在蔣氏逝世四十多年後，在臺灣市面上，甚至像樣的圖書館，竟然找不到一本有關蔣渭水的專書，甚至連可讀性的紀念文章也寥寥無幾。一位日據時代家喻戶曉的抗日烈士，逝世後在自己畢生奮鬥的土地上，竟然這樣被遺忘，這實在是一種亟待填補的歷史遺忘啊！這種歷史的遺忘也是促使筆者每天以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撰寫本書的主要動力。

　　本書的嚴肅目的，旨在根據客觀的時代背景，介紹原始的「蔣渭水精神」。所謂「蔣渭水精神」，一言以蔽之，便是代表民族反抗精神，代表殖民地歧視政策下被壓迫民眾的反抗精神。這種反抗精神是徹底的、不妥協的，是有整套體系的，是不向威迫利誘低頭的，是不半途而廢的，是如蔣渭水在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介紹孫中山說的，為「屢仆屢起、愈窮愈硬、百折不撓」的。當臺灣民氣大為高漲，且匯集於已成為「臺灣人解放運動總機關」的臺灣民眾黨旗幟之下時，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逐步進行之時，任何具有這種「蔣渭水精神」以及具有如蔣渭水影響力的革命家，在殖民地的鐵蹄下，最後都不免壯烈成仁，殆為時勢的必然。

　　開始於一九二一年的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十年之間，一直持續進展，但隨著抗日運動的愈向大眾紮根，臺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也發生「革新家的態度」問題、「左右傾辯」，以及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大辯論。隨著這些問題及大辯論的發展，有些「先覺者」或退卻，或為日據當局軟硬兼施的政策所屈服，或全盤接受來自日本社會運動團體的指導，在抗日戰線如此分裂聲中，蔣渭水基於本身實踐與研究的體驗，加上他對世界、中國與日本發展中情勢的觀察，乃提出到他逝世前仍一直沒有改變的「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這項精神與主張，與孫中山晚年所領導的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精神與主張，在不同的國度相互輝映。基於這種意義，從歷史觀點比較，蔣渭水在領導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上所享有的地位，也正如孫中山在領導中國近代革命所享有的地位一樣，是崇高的、不朽的、不容抹殺的，尤其是不容歪曲的。

　　在朝野共同致力於臺灣歷史的整理聲中，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於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歷史「週期表」觀念的澄清。

　　很幸運地，撰寫本書時，我遇到蔣渭水今天唯一健在的兒子蔣松輝。由於他的幫忙，不僅增加本書資料的權威性，而書上所附的一些寶貴相片，大都也是他提供的。蔣松輝今年已六十多歲了，他餘生的願望之一，便是為他的父親—也為臺灣的歷史—蒐集目前世上尚存的有關資料，包括相片、書信及各種紀念物等，蔣松輝這項既寓有思親又富有歷史貢獻的公開呼籲，如能得到海內外各界的熱烈響應，相信將可為臺灣早應興建的「蔣渭水紀念館」提早催生，因為一座完整的「蔣渭水紀念館」在臺灣出現，不僅能得到人民的共鳴，也必能得到歷史的共鳴。

　　撰寫本書時，我曾走訪蔣渭水的老同志和老同學。他們的熱心幫忙，使本書受益不少，謹致謝忱。本書的參考資料及寫作地點，均以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為主，謹向該分館的工作人員表示謝意。

　　由於個人學疏才淺，加上本書又可能是目前臺灣及世界上第一本以蔣渭水為主題而寫的書，在出版前，我最期待的，便是各界的批評和指教。

孫中山與蔣渭水　　　黃煌雄

　　—紀念蔣渭水逝世七十四週年

　　三十多年前，當我努力撰寫全世界第一本有關蔣渭水傳時，一些朋友知道了之後第一個反應是：「這個時候怎麼敢寫蔣渭水？」三十多年後，當我敦促國父紀念館應致力於孫中山與臺灣近代民族運動關係的研討時，一些朋友在參與之時的直覺反應是：「怎麼這個時候還在談孫中山？」

　　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三十多年來，在臺灣，蔣渭水從一位在政治上幾乎被禁止、社會上為絕大多數國人所遺忘，而逐步成為多數國人所知道、並為國內朝野政黨領導人所共同懷念與尊敬的偉大歷史人物；但在相同的時間與場域，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國父的永恆地位，雖然一直得到官方體系的維護與宣揚，卻竟然會產生「怎麼這個時候還在談孫中山」這樣困惑的問題。

　　孫中山　鼓舞臺灣民族運動

　　為什麼會這樣？

　　理由之一，隨著政黨輪替，國家認同更加分歧，中華民國國號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連帶地，在一定程度上，在心理上，不管自覺或不自覺，多少稀釋了中華民國創建者孫中山對於全民的凝聚力。

　　理由之二，在國民黨執政期間，有關孫中山與臺灣的介紹，大多僅止於形式上，譬如說什麼時候來過臺灣？來了幾次？住在哪裡？留下什麼？而完全忽略、甚至抹煞孫中山與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深厚而實質的關係。

　　開始於一九二○年代的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是臺灣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由於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所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導致絕大多數被統治的臺灣人與極少數統治階層日本人的民族對立，這個運動嚴正地發出臺灣人的聲音，提出臺灣人的要求，並確立臺灣人的尊嚴。在大約十年左右的推動過程上，經由臺灣文化協會的深耕，《臺灣民報》不斷地吹奏激勵人心的進行曲，以及「三大事件」（治警事件、二林事件、臺灣鐵工所事件）的衝擊與影響，到了一九二六、七年之際，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已儼然成為一種大眾運動、一種社會運動。

　　民族認同　臺灣人引以為榮

　　當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正因波瀾壯觀的發展而面臨空前的路線爭論之際，由於孫中山本人的因素，以及他在一九二四年主持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立的新路線，卻對臺灣近代「先覺者」，特別是蔣渭水，以及他所領導的臺灣近代史上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產生一種近乎血肉相連的深遠影響。

　　孫中山四十年如一日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毅力；他對主義的堅持與忠實；對弱小民族的鼓舞與支持；加上孫中山為漢民族的世界性偉人，民族認同使臺灣人民引孫中山為榮，並奉孫中山為精神鼓舞者；孫中山乃成為日據時代，中國人士之中，最受臺灣人民懷念與尊敬的政治領袖。而在臺灣人民之中，受孫中山影響最深，最勤於研究「孫中山全集」，並活用其主張的，便是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有「臺灣的孫中山」之稱的蔣渭水。

　　蔣渭水曾說：「我理想中的民眾黨是要造成『黨是臺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如像中國國民黨是中國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一樣。」蔣渭水所指的中國國民黨，便是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也正因為這種革命理念的深深相連，孫中山對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影響，在當時中國人士之中，堪稱第一人。

　　蔣渭水　堪稱臺灣的孫中山

　　今年四、五月間，連戰與宋楚瑜兩位黨主席先後到中國訪問，並分別到南京拜謁中山陵，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公開宣稱「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留下許多珍貴的精神遺產」，一時之間，孫中山又成為兩岸政黨領導人共同尊奉的歷史象徵。但從兩岸政黨領導人到兩岸人民之間，特別是到臺灣人民之間，似乎缺少一個歷史連結。

　　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最具影響力、最能刺痛日據當局、並最能喚醒寂靜的民族與社會良知、一九三一年逝世時被臺灣人民尊稱為「臺灣人之救主」、「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的蔣渭水，所代表的「民族正氣」與「臺灣精神」，經由歷史的淬鍊，正好得以「臺灣的孫中山」這一歷史身分，銜接這一歷史連結。

　　事實已經證明，在經過長期的冷落、扭曲與不公之後，蔣渭水已經還原了歷史地位，並得到臺灣朝野政黨領導人物以及臺灣人民的共同懷念與敬重。海峽對岸的政黨領導人及中國人民，在熱誠呼應連宋訪問之後，基於對民族感情的珍惜與謙虛、兩岸不同歷史境遇的理解，及臺灣人民的善意，對蔣渭水所代表的歷史連結，似乎也到了應該表達真誠懷念與敬重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