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中文版《製造敵人的文化》出版之際，這本二○○二年五月在法國出版、二○○四年一月翻譯成日文版的小書，似乎註定了它將置身在兩個世界化影像的命運中；兩個事件，影像幾乎到處都相同──它們都曾占據了全世界的螢幕，激起全球各地前所未有的澎湃激動。其一，二○○一年九月，被恐怖份子劫持的兩架飛機斷然地撞上紐約雙塔大樓，第三架去衝撞五角大廈，第四架飛機則墜毀在鄉間平原上。持續了許多天，電視台競相作出向上修正死者數目的報導。其二，二○○四年十二月，海嘯蹂躪東南亞海岸。好幾個受到嚴重摧毀的國家
（印尼、斯里蘭卡、泰國和印度），讓人一再看到駭人聽聞的罹難者人數不斷上昇（從第一天是幾千人，到一週之後變成超過十五萬人）。全世界的報紙與私人間的對話，一天接著一天交相傳播的，都是死亡的計算。
在這兩個事件之間（一切都區隔開來），絲毫不容比較──而在死者之數上，確實如此
。因為在過去這三年當中，有那麼多其他的事件應該足以讓人理解，而又有那麼多其他的犧牲者可以喚起我們的記憶（就從所有由伊拉克戰爭為開端而來的記憶）。然而，在這兩個例子當中，好幾天，我們的視線被超出想像力以外的毀滅影像吸引，有時甚至被催眠，我們的思想被蠱惑糾纏在突如其來如潮的泛濫，和無法預料的死亡，以及所有在毫髮之間瞬即中止的生命中。在這兩個例子當中，其實是我們共同分擔的死亡影像（拜現代科技方法之賜，得以讓那些影像幾乎同時地強加到所有的意識中），將我們彼此之間連繫在一起。但因而產生三個問題，即這兩個例子中，出現在這裡的我們，「共同體」究竟在未來的遠景圖像意味著什麼？究竟是由於什麼性質讓我們和「共同體」關連在一起？而在這些分擔了影像的每一個人心中，到底「死亡的影像」作用是什麼？這篇短序旨在嘗試勾勒出答案的輪廓來。
和影像共處以及死亡的思考
二○○一年十月我開始執筆寫《製造敵人的文化》一書，最初是為了九一一事件，針對似乎是幾個報刊和電視節目主要的解說而作出的回應。他們說，這事件證實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論點，而我們已進入歷史上國際關係的新時代，將不再是由意識型態的衝突控制，如同冷戰時代那般，而將由彼此對立的文明圈之衝突紛爭所操控，介於每個文明圈內部相關的權力衝突，是為了控制和領導任意的文明圈。我們在書中到處都可以讀到如下他所結論的，與摩天大樓轟垮的那些影像相對照，「我們的」反應不該是相同的。那個反應憑據著一個凌駕於所有七情六欲和共通情感以外的關係，而這個關係連繫了「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到某個或某個「歸屬」當中。有人說在伊斯蘭教的世界，目睹一個「文明敵人」的權力中心遭到攻擊而稱心如意的情感，壓倒了憤慨、恐懼、驚嚇和忿忿不平的感覺。杭廷頓的論點是那麼地方便，讓電視台優先獨占地選取拍攝能讓人接納該論點的影像。我們是這些影像的觀眾，但是這個我們卻是被方向顛倒的斷裂線所穿過，視文明而定，而讓我們在其中彼此承認歸屬和所有。最強韌的關係就是那連結了我們到這個文明的，而不該是讓我們分擔共有恐懼、驚嚇和忿忿不平的情感。
面對這樣一個試圖從同樣的影像中（在旁觀者的影像對照毀滅和死亡的影像）找到證實的辯論，《文明衝突的欺瞞》所主張的論點，是為了指陳，像這樣一個認為分擔共有是由文明歸屬的均一化所造成的觀點，遠不如恐懼在先也無法解釋它，這個結果就是本書嘗試尋找的。《文明的衝突》，正是恐怖份子想強加的世界形像──他們以恐懼為手段，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方法阻撓那些抗拒他們的力量，也就是在任何文明圈內，一切發揮文明間與宗教間對話，交流互通和引進，並且在不可能封閉於任一歸屬的價值上交換意見的力量。因此構成我們這個時代的威脅，並非對立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橫在我們眼前，兩種世界未來圖像的對立：其一，是制定這個衝突乃是歷史生成變化不可抗逆的法則
；其二，是在文化的翻譯，以及在所有歸屬裡異質的混雜性質中，在對起源、純粹和均質單一等妄想的解構中，看到我們的未來──所有人之未來的意義。
被全世界普遍分擔共有的死亡影像，在九一一之後接連的那些日子中，必須說，那根本不是一切好像早就註定了的那樣，而讓每個人回到他的「歸屬」中的感受，是當時面對那些死亡影像的感受，庇護了我們這個時代政治上的猶豫不決──而未來的意義，確實就是與接收那些影像的感受如何息息相關。然而我們知道，從今以後，我們將不可能從類似這樣的影像中逃離（不只九一一的影像而已）。這些影像就是三稜鏡，透過它我們首先就透視到世界的生成變化，從它看到我們該會變成的景象。因此所有人的未來，就是直接取決於我們是、以及我們將會是作為共同和幾乎同時性的（死亡和毀滅的影像）旁觀者，以怎樣的方式，觀看當這些來自世界的影像，每一次影像從時事中強加諸給我們──也就是說，同時是經過選擇和編排的影像中。這個未來，取決於我們將抱以怎樣的關心和警覺，來看待這些影像，取決於我們將隨之採取什麼樣的政治決斷，參與的行動，言辭和態度而定。這個將屬於我們的世界，就依靠在我們將以什麼樣的眼光來對待它，憑靠它是否能從任意「單一」的政治、文化、語言或者宗教的共同體之歸屬的藩籬中擺脫而決定。
二○○四年十二月到二○○五年一月，我們驚愕地看到遭海嘯重創、東南亞海岸滿目瘡痍的影像。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中，混合了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歸屬」，在以任何「國族的」動機下不可能聚集的捐款，卻為救濟災民而募集起來，其中大部分的人絕不可能在路上擦肩而過，絕大多數為海灘重建的捐款人，恐怕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去到那些海灘。在無意過份地理想化之下，日復一日，經過數週以來全世界所顯現出同情共感和團結一心的特徵，這個「盡一點什麼心力」的共同意願，和絕不可能無動於衷的心態，恰好構成一個三重的跡象特徵來──該特徵將我們帶回到最初的問題上。首先，接收那些全世界的電視台連環播放的影像，清楚地突顯出不同於平常左右我們的政治之外，另一個我們和另一種關係的存在。只有在共同置身於分擔和分享的情感中──也就是說，同時在一共通的脆弱當中，才產生實際的共同體存在。我們所共同擁有的，正是那使得我們的存在變成承受共同威脅之存在的東西。因此，所欠缺的只是了解構成這個威脅的是什麼。我們的生命究竟暴露於怎樣的威脅之下呢？讓我們生命變得脆弱的，到底是什麼呢？對於這個解答，文明衝突的理論求助於（並製造出）「文明的敵人」作為回答。在這理論下，我們應該會有的共同威脅，就只是「另一個文明」的威脅，而且唯這個我們該會具有的意識，才能夠加強使我們彼此連繫在一起的關係。
而波濤洶湧的海岸，以及所到之處橫掃一空的海嘯景觀，讓我們意識到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脆弱──這個脆弱不知邊界為何物，也對任何劃清歸屬界線毫不留情面。因為，敵意的大自然，並不會區別我們的所屬依歸。這就是為什麼，回過頭來，大自然引來另一種關係的意識──而這個關係，首先就是共有空間的關係。那些侵襲東南亞的猛浪，並非受人委託而為。在抵達某某國家以前，在殘害某個特定區域的居民以前，那些猛浪，首先就是發生在地球上的東西。那些發生在泰國、印尼、印度、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等海灘的，就是發生在我們身上，因為那是發生在地球上的東西。因此，這個使我們從死亡和毀滅的影像中意識到的，首先就是與地球休戚與共的關係。而在死亡和毀滅的影像中時，首先就是這個關係，凌駕於所有其他可能的關係。
當大自然大發雷霆時，因此，即當它狂飆不眨眼時，當我們從我們的電視螢幕接收到這些影像時，我們不再辨認逝者和倖存者是屬於哪一個共同體（因為我們共同擁有地球而對他們遭受到的一切負責）。他們的死亡或他們的生還，緣於這樣的理由，都與我們共有。反對文明衝突之說的理論──即，將個人囚禁在那些把戰爭、謀殺和一切殘暴的死都歸給命運和歷史生成變化法則的所屬裡頭去──反對這個理論，也就是致力於讓我們觀看這些另一種形式之暴力死亡影像的眼光，能在我們心中喚起如此休戚與共的情感來──也就是拒絕還原化約死者與災難生還者到某個歸屬所有當中──這樣一個歸屬始終都否認發生在該歸屬當中的單一性（死亡、哀悼、悲慘和一切形式的悲慟憂傷）。反對文明衝突之說的理論，也就是使得我們休戚與共的良知意識，能超越共同置身在大自然暴力中的這個情感──而從中體會到一切息息相關，當那些發生在伊拉克的戰爭、蘇丹的虐殺、車臣的暴動和非洲所有游擊戰的景象出現到我們面前時。
如果說這本書能夠在喚醒這個良知上有所貢獻的話，儘管是那麼微乎其微，是因為等待我們的道路已開拓出一小段來的緣故吧。然而要能達到這條路，必須靠另外一個語言的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篇短序結語時，我想要向鳳新致上所有的謝意，感謝她主動挑起責任完成中文的翻譯，同時感謝王思迅先生和果實出版社支持她完成實現這項計畫。
馬可‧克黑朋
二○○五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