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學術實踐
1994年6月，費孝通教授為《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通訊》題寫了刊名，該「通訊」由此前不久成立的「北京大學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中心」主辦，我當時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任教，曾經和同事們一起參與了這個中心和這份小刊物的創辦。這份不定期的旨在溝通校內同行學者的學術資訊類刊物，對當時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於是，我們就不再局限於校內，而是把它不定期地郵寄給國內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同行。不經意間，二十多年過去了，世事與人事均有了許多變故，但對我來說，當年導師費孝通的題詞鼓勵一直不曾淡忘，它成為我沿著「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這條學術道路持續走來的主要動力。如今人過還曆，確實是到了將多年來學術研究的一己實踐所形成的積累逐一推出，以便向學界同行師友彙報，同時也到了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有所歸納的時候了。但值此推出「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系列」之際，我反倒深感不安，覺得還有必要將有關的思路、心路再做一點梳理。
初看起來，我是把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這兩個學術部門「並置」在一起，甚或是攪和在一起，試圖由此做出一點具有新意的探索，但這樣的冒險也可能弄巧成拙。或許在習慣於學科「圈地」中糾結於名正言順的一些同行師友看來，我的這些研究既不像是典型的文化人類學，可能也遠非人們通常印象中的民俗學。如果容許我自我辯解一下，我想說的是，反過來，它們會不會既有點像本土的文化人類學，又有點像是一種不同的民俗學呢？至少我是希望，這些研究或者是借重了文化人類學的視野、理念和方法的民俗學研究，由此，它不同於國內以民間文學為偏重的民俗學；但同時，它們或者也可以是一類經由民俗研究而得以實現自立的人類學研究，由此，它雖然沒有那麼高大上，沒有或少了一些洋腔洋調，倒也不失為較接地氣、實實在在、本土化了的人類學，多少是有那麼一點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意思。
文化人類學對於中國來說，原本是「舶來」的學問。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在大規模地接受西方文化人類學浸染的同時，相對於西方文化人類學而言，其在中國落地生根，便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本土人類學。中國本土的文化人類學雖然在以英美法為主導的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系中處於邊緣性的地位，但它卻無疑是為中國社會及公眾所迫切需要，這一點反映在它曾經的「家鄉人類學」取向上，而正是這個取向使得它和一直以來致力於本土文化研究的民俗學，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相互遭遇。在我看來，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在中國學術界的此種親密關係猶如宿命一般，重要的是，它們的遭遇及互動是相得益彰的，文化人類學因此在中國實現了本土化，民俗學則因此而可以實現朝向現代民俗學的轉型。
在沿著這條多少有些孤單、似乎也「裡外不是人」的道路上摸索前行的過程中，我有幸獲得楊堃、費孝通和鐘敬文等學界前輩導師的指教和鼓勵，這幾位大師或多或少都具有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家和民俗學家的雙重乃至多重的身分，所以，我從他們的學問中逐漸地體會到了「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學術前景其實是大有可為的。與此同時，多年來，我也受惠於和我同輩甚或比我年輕的學界同行。比如說，我的朋友小熊誠教授對費孝通和柳田國男這兩位學術大師的方法論所進行的比較研究，就曾使我深受啟發，因為他的研究不僅使我意識到中國文化人類學作為「自省之學」的意義，還使我覺悟到比較民俗學作為和文化人類學相接近、相連接的路徑而具有的可能性。還有，我拜讀另一位日本文化人類學家桑山敬己教授對於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系與日本文化人類學的關係所做的深入研究，很自然地產生了很強的共鳴，他在《本土的人類學與民俗學─知識的世界體系與日本》這部大作中提到，日本長期以來只是被西方表象的對象，這一點頗為類似於文化人類學作為研究對象的「本地人」（native）。我想，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深切地意識到被「他者」所表象的同時，一直以來習慣於被觀察、被研究、被表象而沉默不語的本地人或本土知識分子，尤其是本土人類學家，不僅能夠閱讀那些關於自己文化的他者的書寫，也能夠開始使用母語講述自己的文化，這該是何等重要的成長！再進一步，便是我以前的同事高丙中教授多年來一直努力的那個方向，亦即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從「家鄉」或「本土」的人類學，朝向「海外民族志」延展的學術之路，不僅講述和表象自己的文化，還要去觀察、研究、講述和表象其他所有我們感興趣的異文化，進而通過以母語積累的學術成果，為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公眾的世界認知做出必要的貢獻。如果說從民俗學走向文化人類學的高丙中教授，他所追求的是更進一步朝向外部世界大踏步邁去的中國人類學，那麼，似乎是從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走向民俗學的我本人，所追求的或許正是本土人類學進一步朝向內部的深入化。無論如何，在使用母語為中國讀者寫作這個意義上，在將通過「人類學與民俗研究」所獲得的點滴知識與成果回饋中國社會與公眾讀者的意義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是在嘗試著去踐行費孝通教授所提示的那個「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理念。
有趣的是，上述幾位和我同輩或比我年輕的中日兩國的學者，也大都兼備了文化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的雙重身分，這麼說，並非自詡我也是那樣，而是說我們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認知到，並且都在實踐著能夠促使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之間相互助益的學術研究。這讓我想起了費孝通教授關於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中能否「進得去」和「出得來」這一難點的歸納，對於異文化的文化人類學研究而言，能否進得到對象社區裡去，可能是一個關鍵問題；而對於本文化的民俗學研究而言，能否出得來，亦即能否走出母語文化的遮蔽，則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就我的理解而言，我們在「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路徑中，通過對雙方的比照和參鑒，的確是有助於化解上述難點的。實際上，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對應關係，在我的理解中，還有「異域」和「故鄉」（祖國）、「他者」和「同胞」、「田野工作」和「采風」、「外語」和「母語」等許多有趣的方面，也都很值得深思。
不僅在中國，也包括日本以及許多其他非歐美國家的本土人類學家，很多人是在西方受到專業的人類學訓練，所以，他們洞悉歐美人類學的那些主要的「秘密」，包括「寫文化」、表象和話語霸權之間的關係等。誠如桑山敬己教授所揭示的那樣，這些本土的文化人類學家能夠憑藉母語濡化獲得的先賦優勢，揭示更多異文化他者（包括西方及日本以中國為田野的人類學家、或使用漢語去表象少數民族文化的漢族出身的人類學家）往往難以發現及領悟的本土文化的內涵，所以，比起他們的歐美人類學家老師來，他們在認識自己的本土社會、表象本土文化時確實是有更多的優勢或便利，他們容易發現歐美人類學言說的破綻，他們對於自身所屬的本土社會在文化人類學中被表象的部分或對於被外來他者所誤讀的部分，常常傾向於給出不同的答案。雖然他們總是被歐美人類學體系邊緣化，但邊緣也自有邊緣的風景。
現時代的文化人類學已經很難認可某種特定的言說或表象，而是需要在研究者、描寫者和被研究者、被描寫者的雙方之間，基於對相同的研究對象的共同學術興趣，形成對所有人均能夠開放的交流空間。文化人類學的知識越來越被證明其實是來自於它和對象社區的本土知識之間的反復對話，所以，我們應該宣導的是一種在不同的世界之間交流知識和溝通資訊的人類學。在我看來，始終致力於本文化研究的民俗學乃是本土知識的即便不是全部、也是最為主要的源泉，所以，文化人類學和民俗研究的相遇、交流和對話，確實是可以促成豐碩的學術產出。所以，中國截至目前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來自文化人類學對於民俗研究的藐視，即便乍看起來似乎是有那麼一些根據，例如，民俗學在田野調查、民俗志積累或是理論建樹方面有較多的欠缺等等，但若仔細斟酌，卻也不難發現在此種姿態背後的傲慢、偏見與短視。
長期以來，中國的本土人類學並不是為了補強那個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系或為它錦上添花而存在的，它主要是基於國內公眾對於新知識的需求，基於中國學術文化體系內在的理據和邏輯而逐漸成長起來的。文化人類學在中國肩負著如何在國內本土的多民族社會中，翻譯、解說和闡釋其他各種異文化的責任，因此，它對於國內各民族的公眾將會形成怎樣的有關異域、他者、異文化或具體的異民族的印象，減少、降低、甚或糾正有關異族他者的誤會、誤解，以至於消除偏見和歧視等，均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它也需要深入地開掘本土文化的知識資源，推動國內公眾的本土文化認知，引導、包容、整合乃至於融化經常表現在民俗研究之中的各種文化民族主義式的認知與思緒，進而引導一般公眾達致更為深刻的文化自覺。因此，中國文化人類學的「海外民族志」發展取向和對本土文化研究的深入開掘應該是比翼齊飛，而不應有所偏廢。我相信，要達成上述具有公共性的學術目標，文化人類學和民俗研究在中國本土社會及文化研究領域裡的互動與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從長遠看，這種互動刺激的路徑能夠在國內的新知識生產中發揮創造性，從而既為中國社會科學及人文學術的發展做出貢獻，也在推動民眾提升有關文化多樣性、文化交流、族群和睦、守護傳統遺產、根除歧視等國民教養方面有所作為。
文化人類學在中國的內向深化發展，很需要來自民俗研究的支援；它們兩者的相互結合，既可以促使人類學的本土文化研究不再停留於表皮膚淺的層面而得以邁向深入，也將有助於提升中國民俗研究的品質，擴展中國民俗學的國際學術視野，以及推動它朝向現代民俗學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我多年來較為堅持的學術理念，收入「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系列的若干專題性研究，基本上也大都是在上述理念的支持下，歷經十多年乃至數十年的認真思考與探索才逐步完成的。這些各自獨立的專題性學術研究，大都緣起於個人的學術趣味，雖然它們彼此之間未必有多麼密切的關聯，但大都算得上是在「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這一學術路徑上認真實踐、砥礪前行所留下的一串腳印。現在不揣淺陋使之問世，我由衷地希望它們能夠為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的學術大廈增添幾塊磚瓦，當然，也由衷地希望諸位同行師友及廣大讀者不吝指教。
周星
2019年2月29日 記於名古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