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目前在動物保護方面的專業論述,除八十五年間出版的《動物解放》一書外,並無其他書籍能針對動物權及動物福利的觀念提供完整的介紹。一個運動的推行需要知識作為行動者強而有力的後盾;若無知識作為基礎,則理想與熱情恐也難以深入持續與發揮。因此,對於想要多瞭解動物保護或動物權議題的讀者而言,一本兼具入門介紹及工具書功能的書籍是相當必要的。在坊間許多特色各異的出版品中,《動物權與動物福利小百科》在對台灣動物保護及動物權此一議題的論述建構,應可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內容連載
捍衛動物的行動主義(ACTIVISM FOR ANIMALS)
動物保護做為一社會運動乃是近代的發展,開始於英國十九世紀早期。從早期開始,動保運動者即向有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優勢的權貴尋求支持,來幫助推動目標。同時,主張漸進改革和革命性改革倡導者間,也往往存在極大的緊張。英國及美國的動保協會與第一個動物保護法的通過,頗具淵源(見<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組織這些協會的人,往往也是立法的推動者。
有些作者在人道運動和反動物實驗運動(見<反動物活體解剖主義>)間,做了鮮明的區隔,指出兩者間意識形態上與階級基礎上的不同。然而,意識形態與階級差異也存在於反動物實驗運動當中;這可從安娜金思佛(Anna Kingsford)與法蘭西思珂伯(Frances Power Cobbe)ö這兩位英國十九世紀反動物實驗運動的重要人物間的競爭關係,明顯看出。金思佛醫師將實驗室動物的痛苦與「肉品貿易、皮草貿易、狩獵場和農場中的動物」所受之苦,做了緊密聯結;珂伯卻獨專注於動物實驗問題,同時也穿皮草和吃肉。不過儘管如此,兩人都堅決反對科學研究對動物的剝削利用,堅持立刻終結動物實驗而毫不妥協。
維多利亞時期的反動物實驗者,傾向使用其他改革團體發展出的策略,來從事運動。珂伯預示了當代的「名人行動主義」,尋求了許多法律界、政界,和教會界有力人士的支持,進行遊說工作。反動物實驗和動物福利團體,於十九世紀出版了龐大眾多的文宣品,包括定期刊物、廣告和宣導小冊。1898年到1909年間,歐洲共舉行過五次反動物實驗國際會議,而最後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並有七個軍樂隊的大型遊行,為運動的最高潮。
露意玲達海芝比(Louise Lind-af-Hageby)ö和麗莎夏道(Leisa Schartau)這兩位瑞典的醫學生,也可算是二十世紀動物權(Animal rights)ö團體的「臥底調查」策略的先驅。她們去倫敦各大學實驗室觀摩生理學的示範課,然後將她們的觀察寫成《科學屠宰場》(The Shambles of Science)一書,立刻掀起大眾的反動物實驗聲浪。但是實驗醫學在疫苗發現和傳染病防治上的成果,也很有效地降低了大眾對反動物實驗的支持,直到二十世紀晚期,反對聲浪才再度增高。
1975年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出版後,再度激起大眾對動物保護的興趣。辛格批判性地分析人類對其他動物的剝削,將之稱為物種主義(speciesism)ö,立即引起共鳴和迴響,促成了足以與十九世紀動物捍衛行動一較長短的行動主義。大量捐獻湧入現有組織;許多新的組織也紛紛成立且迅速成長。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人道對待動物協會」(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PETA),其會員數在1980年代,由區區二十五名,成長至二十五萬之多。
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先驅,二十世紀的運動者有許多明確斬獲。紐約的「動物權國際」(Animal Rights International)領導人亨利史匹拉(Henry Spira)在歷時一年的抗議後,帶給反動物實驗運動一重要勝利,終結了紐約市自然史博物館贊助的有關貓的實驗。史匹拉的「廢除德雷資測試聯盟」(Coalition to Abolish the Draize Test)在幾番努力後,也帶給全球產品測試程序很大的改變。在標準的德雷資測試中,特定液體或固體會被放入一組兔子的單眼中,用來觀察眼角膜、眼結膜,及虹影部位的反應和改變。這些影響有時可恢復,有時則會造成傷害。當時消費者對這氾濫使用的德雷資測試的抗議,也直接推動了動物測試替代方案的發展。「人道對待動物協會」和其它組織的反皮草運動,也使得皮草銷售額,在1990年代中期大幅滑落。
儘管動物保護立基於倫理且強調憐憫之心,動物解放組織(Animal Liberation Front, ALF)及其他激進團體仍然展現了暴力的一面。美國在1977年到1993年間,由動物運動人士所為的縱火、破壞行動、蓄意破壞公物等案件,共造成了七百七十五萬美元的損失。這使得生化研究團體也推動通過了1992年美國的動物資產保護法(Animal Enterprise Protection Act)。這項立法使得偷竊或破壞研究設施等行為,都構成聯邦犯罪。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年,捍衛動物的行動主義已將焦點轉移至集約飼養(factory farming)ö和肉食在環境、倫理,及健康層面所付出的代價。
By Deborah Rudacille,李鑑慧譯
動物保護做為一社會運動乃是近代的發展,開始於英國十九世紀早期。從早期開始,動保運動者即向有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優勢的權貴尋求支持,來幫助推動目標。同時,主張漸進改革和革命性改革倡導者間,也往往存在極大的緊張。英國及美國的動保協會與第一個動物保護法的通過,頗具淵源(見<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組織這些協會的人,往往也是立法的推動者。
有些作者在人道運動和反動物實驗運動(見<反動物活體解剖主義>)間,做了鮮明的區隔,指出兩者間意識形態上與階級基礎上的不同。然而,意識形態與階級差異也存在於反動物實驗運動當中;這可從安娜金思佛(Anna Kingsford)與法蘭西思珂伯(Frances Power Cobbe)ö這兩位英國十九世紀反動物實驗運動的重要人物間的競爭關係,明顯看出。金思佛醫師將實驗室動物的痛苦與「肉品貿易、皮草貿易、狩獵場和農場中的動物」所受之苦,做了緊密聯結;珂伯卻獨專注於動物實驗問題,同時也穿皮草和吃肉。不過儘管如此,兩人都堅決反對科學研究對動物的剝削利用,堅持立刻終結動物實驗而毫不妥協。
維多利亞時期的反動物實驗者,傾向使用其他改革團體發展出的策略,來從事運動。珂伯預示了當代的「名人行動主義」,尋求了許多法律界、政界,和教會界有力人士的支持,進行遊說工作。反動物實驗和動物福利團體,於十九世紀出版了龐大眾多的文宣品,包括定期刊物、廣告和宣導小冊。1898年到1909年間,歐洲共舉行過五次反動物實驗國際會議,而最後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並有七個軍樂隊的大型遊行,為運動的最高潮。
露意玲達海芝比(Louise Lind-af-Hageby)ö和麗莎夏道(Leisa Schartau)這兩位瑞典的醫學生,也可算是二十世紀動物權(Animal rights)ö團體的「臥底調查」策略的先驅。她們去倫敦各大學實驗室觀摩生理學的示範課,然後將她們的觀察寫成《科學屠宰場》(The Shambles of Science)一書,立刻掀起大眾的反動物實驗聲浪。但是實驗醫學在疫苗發現和傳染病防治上的成果,也很有效地降低了大眾對反動物實驗的支持,直到二十世紀晚期,反對聲浪才再度增高。
1975年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出版後,再度激起大眾對動物保護的興趣。辛格批判性地分析人類對其他動物的剝削,將之稱為物種主義(speciesism)ö,立即引起共鳴和迴響,促成了足以與十九世紀動物捍衛行動一較長短的行動主義。大量捐獻湧入現有組織;許多新的組織也紛紛成立且迅速成長。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人道對待動物協會」(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PETA),其會員數在1980年代,由區區二十五名,成長至二十五萬之多。
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先驅,二十世紀的運動者有許多明確斬獲。紐約的「動物權國際」(Animal Rights International)領導人亨利史匹拉(Henry Spira)在歷時一年的抗議後,帶給反動物實驗運動一重要勝利,終結了紐約市自然史博物館贊助的有關貓的實驗。史匹拉的「廢除德雷資測試聯盟」(Coalition to Abolish the Draize Test)在幾番努力後,也帶給全球產品測試程序很大的改變。在標準的德雷資測試中,特定液體或固體會被放入一組兔子的單眼中,用來觀察眼角膜、眼結膜,及虹影部位的反應和改變。這些影響有時可恢復,有時則會造成傷害。當時消費者對這氾濫使用的德雷資測試的抗議,也直接推動了動物測試替代方案的發展。「人道對待動物協會」和其它組織的反皮草運動,也使得皮草銷售額,在1990年代中期大幅滑落。
儘管動物保護立基於倫理且強調憐憫之心,動物解放組織(Animal Liberation Front, ALF)及其他激進團體仍然展現了暴力的一面。美國在1977年到1993年間,由動物運動人士所為的縱火、破壞行動、蓄意破壞公物等案件,共造成了七百七十五萬美元的損失。這使得生化研究團體也推動通過了1992年美國的動物資產保護法(Animal Enterprise Protection Act)。這項立法使得偷竊或破壞研究設施等行為,都構成聯邦犯罪。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年,捍衛動物的行動主義已將焦點轉移至集約飼養(factory farming)ö和肉食在環境、倫理,及健康層面所付出的代價。
By Deborah Rudacille,李鑑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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