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我的父母對阿道夫•希特勒的看法很堅定。他們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父親的兄弟就是在大西洋戰役中喪生的。他們認為，希特勒是所有邪惡的化身。但我記得，我在小時候就想過，如果希特勒是披著人皮的魔鬼，那他是如何讓那麼多人對他唯命是從的呢？可以說，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在本書中試圖去回答的問題。
阿道夫•希特勒給人的第一印象，絕不可能是一位歐洲中心地帶複雜大國的領導人。他難以擁有正常的人類友誼，無法理智地與人辯論，充滿了仇恨和偏見，失去了真正去愛的能力。他很“孤獨”。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可悲的人”。然而，他在三個最具毀滅性的決策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入侵波蘭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入侵蘇聯，以及屠殺猶太人。
然而，如此極度的恐怖並不是希特勒獨自營造的。儘管他個人有很多不足之處，但他的確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也曾在1942年時說過，“我的一生就是在不斷努力去說服他人”。我遇到過很多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都證實了希特勒的這一說法。當我問到為什麼這樣一個怪人會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時，他們說出了一大堆理由，包括當時的形勢以及他們的恐懼和希望等。但也有很多人簡單地認為，希特勒就是對他們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一種源於他的“克里斯瑪”的吸引力。
但究竟什麼是“克里斯瑪”呢？這個詞源於希臘語，意為神所賦予的魅力或偏愛。但我們如今所使用的這個詞已不再是“神聖的”天賦，而是一種“中立的價值”，壞人可以和好人一樣擁有克里斯瑪。按照原意，克里斯瑪是一種絕對的品質，在某一個人身上要麼絕對存在，要麼絕對不存在。但阿道夫•希特勒的克里斯瑪不是絕對的，它只存在於他和他的追隨者之間。當兩個人同時遇到希特勒，其中一個人發現他擁有克里斯瑪時，另一個人可能只會覺得他很愚蠢。
我們對“克里斯瑪”這一概念的現代理解始于德國社會理論家馬克斯•韋伯。在上一個世紀之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克里斯瑪型領導”進行了闡述。儘管其著作的問世時間遠在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之前，但人們在研究納粹主義，特別是研究希特勒時，還是能從中發現種種相關性。尤為關鍵的是，在韋伯看來，“克里斯瑪型領導”是一種特定的統治方式，而不是一種大眾明星或政客所具備的個人品質。韋伯認為，克里斯瑪型領導者必須具備強烈的“傳教士”特質，幾乎可以算得上一個准宗教人物。這類領導者的追隨者所尋求的，不僅僅是減稅或更好的醫療保障，還有更廣泛的精神救贖。克里斯瑪型領導者很難在正常的官僚機構中出現，他是被個人使命感所驅動。從這些方面來看，希特勒就是典型的“克里斯瑪型領導者”。
克里斯瑪是在個體間互動中產生的，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我認為這一重要性尤其不能被低估。因此，能遇到曾經生活在那個非常時期的人並向他們提問，使我受益匪淺。很幸運，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已經做了二十多年的歷史題材製片人，對數百名目擊者和當事人進行過採訪，因而得以擁有了獨特的一手資料。這些資料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經出版過，因此，這本書中所引用的絕大多數證詞都是首次以文字的形式面世。
很榮幸，我能夠環遊世界，去與那些人見面。他們當中有人曾和希特勒親密共事，有人曾為説明希特勒達到目的而殺人，有人曾經受到希特勒的傷害，也有人最終幫助毀滅了希特勒。我也有幸能在“柏林牆”倒塌之後，成為第一批前往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之一，對曾經生活在“鐵幕”背後的人們進行了真實公開的採訪，記錄下他們口中的納粹主義。他們所說的往往都讓人詫異，也很令人震驚。
為了給自己創辦的教育網站WW2History.com搜集資料，我與當今世界上許多最偉大的學術史學家進行過長時間的探討，同時還對檔案和其他傳統研究資源進行了研究，這些都讓我受益頗多。但關於希特勒吸引力的本質，為我提供了最佳線索的，還是我與那些見過希特勒並在他的統治之下生活過的人們的當面交談。（我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這些目擊者的證詞，也曾經在其他地方寫到過我們在搜集這些資料時採用的很多標準和保護措施。）
研究那個時期一卷卷的檔案膠片，尤其是希特勒的演講錄影，也讓我學到了很多。二十年前，當我開始對納粹主義進行研究時，我曾經想過，在這些影像中，希特勒的“克里斯瑪”或許還依稀可見。然而，我很快就發現，至少在我看來，在現在的電影螢幕上，希特勒絕不是一個擁有克里斯瑪的人。當然，這也正是問題所在。我絲毫感受不到希特勒的克里斯瑪，因為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也不是一個已經傾向於接受希特勒的克里斯瑪感召的人。我沒有忍受饑餓，我沒有在戰敗後受到羞辱，我沒有失業，我不害怕街上隨處可見的暴力，我沒有因為我所身處的民主制度未能兌現諾言而感到背叛，我不害怕銀行破產後我的存款消失不見，我也不需要被告知這一切的混亂都是別人的錯。
同樣要著重強調的是，那些接受領導者的克里斯瑪的人絕不是“被迷惑了”。他們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並且完全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某人選擇追隨一個擁有克里斯瑪的領導者的事實，不能被用作辯解或托詞。
但必須說明的一點是，希特勒不只是一個擁有克里斯瑪的領導者，他也用威脅、殺戮和恐怖去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我試著去展現的，正是這些方面如何共同成就了他的權力崛起和統治的歷史。當然，有些人只是出於恐懼才會去執行希特勒的命令，就像有些人從來都沒有發現希特勒擁有克里斯瑪。
最後，我想說的是，雖然這本書是關於希特勒的，但我確信它也與今天相關。那種在危機中對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的渴望，那種對自我存在的使命感的追求，那種對“英雄”和“名人”的准崇拜，那種對拯救和救贖的渴望：這一切，在1945年4月希特勒死亡之後，從未改變。
人類是群居動物，我們需要歸屬感；不然，生命就是一場極其冰冷的體驗。只有理解了那些尋求權力的人是如何試著去影響我們的，理解了我們是如何積極地參與了對自己的操控的，我們才能最終理解，如果我們放棄了理性和懷疑，而把全部信仰都寄託在某個擁有克里斯瑪的領導者身上，將會面臨怎樣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