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版序言
當我的出版人第一次建議我及時對此書進行修訂，以趕上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五十周年的時候，我有些猶豫。對於我而言，這似乎代表這本書很耐看：評論家們對此書持肯定觀點，書中的主要說明沒有受到嚴重的質疑，本書的研究方法被認為是有效的，並且有很多學者在效仿這種研究方法。作為一名教師，最令我滿足的是這本書對本科生的課程有所助益。實際上，過去17年以來，本書在美國成了德國歷史課程中的最常用指定讀物，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理解一個城鎮而不是全部國家的歷史讓學生們感覺沒那麼困難。將涉及6000萬人的這個難以想像的複雜問題放在一個小規模的社會中來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了，不過複雜性的絕大多數相同因素依舊存在——很多美國學生也發現了這點。簡言之，我遵從古老諺語的智慧：“別畫蛇添足。”
另外，我也懷疑是否能找到足夠多的新資訊來對本書進行修訂。總體上來說，關於納粹主義的崛起並沒有什麼新內容，而且進行微觀研究的要點就是限定在某個特定的地方。雖然可以利用從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見解，但借用這些資訊又不太合適。自1965年以來，我已經從其他的地方研究中得出了相當多的參照資料，所以討論不同德國城鎮的各種調查成果是有意義的。而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只能得到相同的主要結論。對納粹主義的微觀研究所產生的細微差別進行詳盡的分析可以創作一篇適合於學術雜誌的優秀綜述文章，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可能就會很無聊了。
1971年出版的對納粹組織的地方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著作超越了我之前所做的分析，我想要將其中的成果融合進,我的研究中，但是要充分做到這一點，我就需要新的資訊來匹配該著作中的資料。我確信在進行研究之初已經徹底探討過所有能得到的檔記錄了，其中並沒有新的發現，我認為並不會有新的材料了。（因此，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是一個警世故事。）
儘管如此，1979年，我在德國進行研究之旅時，還是趁機調查了諾特海姆（這個城鎮是我最初的研究主題）是否有關於納粹主義崛起的新資料。我仔細檢查了在科布倫茨的聯邦檔案館、柏林—特勒姆的普魯士非公開國家檔案館和柏林文檔中心的政府與政黨記錄。在每個地方，我都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但是數量極少的資訊。很久以前我已經說過了，我真正需要的有關諾特海姆納粹黨的實際文件已經在第三帝國崩潰時被燒毀了。
然而，正如其他學者早就發現的，關於諾特海姆所屬的南漢諾威—布倫瑞克大區的記錄大部分都被完整地保留下來了。在納粹黨的組織結構中，德國被劃分為35個區域，每個區域稱為“大區”。每個大區領袖負責其所在大區的地方組織，因此我希望找到諾特海姆地方組織和南漢諾威—布倫瑞克的大區領袖之間的通信。如果有信件的話，一定是保存在漢諾威的下薩克森國家檔案館。
在漢諾威，檔案保管員迅速地梳理出我也許會從中發現諾特海姆和其大區領袖之間通信的檔，他說還有些關於諾特海姆的檔，我也許會感興趣。這些檔沒有被編入目錄，還沒有分配檔案編號，也還沒有被其他學者看過，足足有八大筐。結果，這些檔原來是1929—1938年諾特海姆地方組織的納粹黨之間通信的副本！還有幾個條目一直涵蓋到20世紀40年代初期，包括一千份來自諾特海姆的“個人的政治可靠性評估”，某位元檔案保管員還在封面上用筆寫了“沒什麼意思”。這些都被歸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區檔案中，差不多都因為不重要而被埋沒了，因而在戰爭結束時就逃脫了成為有關諾特海姆的納粹檔案原件的命運。很明顯，這些材料不僅可以證明對本書進行修訂是合理的，而且也要求對本書進行修訂。
對這些檔的分析證明了我最初的結論基本上是正確的，並沒有出現矛盾之處。這些檔也提供了大量的補充資料：關於城鎮上納粹黨的內部運作，關於籌資和宣傳策略，關於第三帝國期間利用權力來控制城鎮居民的方法，關於納粹黨的地方和國家辦事處向當地納粹分子提供援助和指導的程度。關於諾特海姆的納粹主義早期歷史（1922—1929年）以及1935—1945年的歷史有足夠多的材料，所以我可以為本書增添幾個新的部分，也能夠延伸參數範圍，涵蓋這個城鎮全部的納粹主義經歷——從開始到結束。
這些材料中的某些內容已經促成了我就有關希特勒政權屬性的理論進行討論。其他資料主要是對具體細節有價值，提供了關於納粹分子日常行為的內容。這些材料的暗示和指引應該能夠幫助學生們理解納粹的崛起和掌權並不是某種神秘的災禍，如果不警惕的話，納粹可能會再次崛起。詳細分析之後，我們就會發現納粹的成功可以解釋為：在有利於他們成功的環境下（但這也是可以避免的）利用一系列聰明的（但可以理解的）技巧而獲得的。知道納粹掌權是如何發生的，可以讓我們防止再次發生相似的事情——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最主要目的。
熟悉第一版的讀者們會發現本次修訂中另一個主要的區別。在第一版中，我盡力保護城鎮居民的隱私，以匿名的方式將他們的城鎮稱為“塔爾伯格”。美國和英國的評論家們（毫無疑問，他們可以很容易地辨別出城鎮的真實身份，尤其是德國史領域的專家們）尊重了我的努力。但是民主德國的雜誌《明鏡週刊》在本書的德文譯本問世後不久就“暴露了這個秘密”，另外也辨認出了我書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因此就沒有什麼理由不再使用“諾特海姆”這個名字了，而且第一版中提到的很多人物都已經去世了，所以我也會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我曾經承諾不會暴露身份的那些人以及《明鏡週刊》的文章中沒有提及的人，我會繼續使用假名（參見附錄一）。此外，我整合了最初的研究資料，進行了充分的辨別，為了供未來的研究者們使用，我將它們放在了註腳中。
修訂版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資助。我要再次感謝對本書的第一版提供重要意見的那些人，還要感謝兩位學者，他們的想法這些年來一直激勵著我：耶魯大學的亨利•阿什比•特納教授和哈佛大學的蒂莫西•W.梅森博士。我還要感謝凱倫，她梳理了我有時寫得亂七八糟的文章，還有威爾•大衛森，他一直很耐心。
威廉•謝里登•阿倫
1983年於紐約的水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