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歷史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反種族主義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心創始主任。2012年,他寫出了獲獎作品《黑人校園行動:黑人學生與高等教育的種族重構,1965~1976》(The Black Campus Movement: Black Students and the Racial Reco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1965-1972)。他經常發表演講與評論,其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沙龍》《赫芬頓郵報》《高等教育紀事報》《根》等刊物上。肯迪現居住於華盛頓特區。
傑弗遜·大衛斯的觀點並不令人意外。他認為黑人在生物學上就和白人不同且比白人低等,認為黑色皮膚就像是正常人美麗的白色皮膚上的醜陋標籤,而這一黑色標籤是黑人永遠低等的記號。這種種族隔離主義思想可能更容易被識別——也更容易被譴責——為明顯的種族主義。可是有很多傑出的美國人,他們的進步思想和行動讓人鼓舞,他們擁有良好的意願,卻同意社會同化的主張並同樣抱有黑人低等的種族主義信仰。我們記得主張社會同化者為反對種族歧視所做的輝煌鬥爭,並且把他們將種族不平等歸咎于黑人低等行為的不光彩部分隱藏起來。為擁抱生物學上的種族平等,主張社會同化者指出是環境——炎熱氣候、歧視、文化和貧窮——造成了黑人行為的低等性。他們的結論是醜陋的黑色標籤是可以去除的——如果給予合適的環境,低等的黑人是可以進步的。如是種種,主張社會同化者不斷鼓勵黑人汲取白人文化特徵和/或以白人身材為追求目標。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在1944年進行了劃時代的種族關係研究,該研究被公認為是民權運動的誘因。他寫道:“美國黑人作為個體和群體融入美國文化,獲得占主導地位的美國白人所尊崇的特質,對他們都是好事。”他還在《美國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中聲稱:“從幾乎所有的分歧來看,美國黑人文化都是……美國大眾文化的扭曲發展或病態情況。”
傑弗遜在19世紀奴隸解放運動和民權運動前夕去世。該運動部分是由《解放者報》(The Liberator)編輯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牽頭,而他也是我們的第三位導遊。和他的同僚一樣,加里森極具利用價值的強烈的反奴隸制思想讓美國人思考廢除奴隸制和追求民權,然而這些思想通常並不是反種族主義思想。他推廣了社會同化主張,認為奴隸制——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種族歧視——使黑人“變得野蠻”;這種壓迫使他們的文化、心理和行為變得低等。反種族主義思想認為歧視者把黑人當作野蠻人來對待,而種族主義思想認為歧視確實將黑人變成了野蠻人。全國第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偉大學者,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1868—1963)是我們的第四位導遊,他最初接受了加里森的種族主義思想,但後來還是站到了反種族主義思想的前沿,挑戰19世紀晚期高漲的種族主義思潮。杜波依斯漫長而傳奇的職業生涯持續到20世紀,他對種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雙重意識神奇地變成了單一的反種族主義。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影響力也減弱了。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種族主義思想再次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觀點並將美國人吸引至民權運動。之後,民權運動和“黑人權力”運動的發展——以及聳人聽聞的黑人單親家庭“危機”、福利“女王”、平權行動、暴力反抗和犯罪分子——都使20世紀60年代的種族進步遭到種族主義者的強烈抵制,包括對反種族主義活動家的司法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位年輕哲學家的遭遇。8安吉拉·大衛斯(Angela
Davis,1943—)於1972年被免除所有死刑指控,在接下來的40年中,她致力於反對那些學會了隱藏自己意圖的種族歧視者,抨擊那些一邊宣揚終結種族主義童話,一邊又擁護兩黨嚴厲打擊犯罪並建立大規模監禁、毆打和殺害黑人的監獄工業複合體政策的人。她將是我們的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導遊。
這五位主要人物——科頓·馬瑟、湯瑪斯·傑弗遜、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 E B
杜波依斯和安吉拉·大衛斯——分別都是最突出或最有爭議的種族理論家,他們終其一生著書、演講並傳授種族(和非種族)思想,這些思想迷人、新穎、影響深遠又互相矛盾。不過,《天生的標籤》並不是關於他們的五篇傳記。他們複雜的生活和影響深遠的思想已處於主張社會同化者和種族隔離主義者,或者種族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之間辯論的最高點,因此為我們瞭解這些辯論和這一錯綜複雜的歷史打開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