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流感：百年治療史

前言 奧特姆的故事
1 灌腸、放血和威士卡：治療流感
2 流感：病毒的前世今生
3 來勢洶洶：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
4 “我會死嗎？”：第二輪，第三輪，第四輪……
5 復活1918 年的流感病毒
6 資料、直覺和其他戰爭武器
7 你的晚間流感預報
8 物資儲備中的漏洞：達菲和尚未發現的治療方法
9 尋找流感疫苗
10 有關流感的商業活動
後　記
致　謝
參考文獻
索　引
 

後記

在序言中，我們結識了奧特姆，一位勤勞、健康、擁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在流感大流行爆發近100 年後，因為身患流感而生命垂危。在我快要結束這次病毒探索旅程的時候，我與奧特姆進行了一次對話，因為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我們做好了迎接下一場類似1918 年大流行性疾病的準備了嗎？

大多數專家認為，下一次疫情的暴發只是個時間問題。奧特姆的故事有助於把我對未來的思考集中在三件事上：我們對病毒的認知、應對病毒的措施，以及我們為下一次疫情所做的準備。

首先，在抗擊流感的鬥爭中，我們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知道了流感的起因。1918 年，當數以百萬計的人臥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時候，我們對幾乎造成世界末日的罪魁禍首一無所知。它可能是細菌，可能是我們呼吸的空氣，或許是因為缺少陽光，或許是與天體排列同樣神秘的事物。在一個世紀之內，我們發現了病毒的存在，根據其結構和作用對它們進行分類、跟蹤，瞭解其傳播和變異的方式，甚至拍下了很多照片。在北極，我們挖出了1918 年的攜帶流感病毒的屍體，然後在實驗室裡把病毒拼湊起來，我們破譯了它的基因組成，並在一片爭議聲中，將其復活。但是，如果我們無法根除流感，那麼始於19 世紀中葉、以抗生素和疫苗的發明為代表的醫學革命就無法完成。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們應對病毒的方式。我們的戰鬥儲備中最重要的新工具在對付病毒方面也無濟於事。這些工具包括用於治療流感後可能出現的併發症的抗生素、重症監護病房、肺病患者必須使用的呼吸機，以及瞭解急診護理和傳染病來龍去脈的專家。1918 年的流感病毒摧毀了許多城市，使城市經濟幾乎陷入癱瘓。當時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等待病人康復或死亡的時候進行言語安慰。江湖醫術越來越多，甚至像放血術這樣的主流療法也更有可能讓病人死亡，而不是治癒病人。如今的情況卻截然不同。但是我們仍然缺乏一種有效抗擊流感病毒的藥物。人們目前只能通過抗病毒藥物來應對。

然而，往好了說，這些藥物的效果有一定的爭議性；往壞了說，這些藥物根本沒什麼效果。我們迫切需要研發一種能夠徹底摧毀病毒的安全有效的藥物。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著。但我們依然心有餘而力不足。對於流感，我們能夠做出反應，但仍然缺少應對措施，缺少我們真正需要的一種藥物。

1918 年，我們採取了應對措施。我們沒有做好準備。今天，我們更善於防患於未然。每個州都制訂了應對流感大流行的計畫１。這些計畫涉及方方面面，比如獲取疫苗、協調醫院在學校體育館和療養院設立輔助治療場所，等等。就聯邦政府層面而言，國家戰略儲備中心儲存了數百萬劑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在2017 年更新了《流感大流行計畫》，長達50 多頁。“大流行性流感不是理論上的威脅；準確地說，它是一種反復發生的威脅。”該計畫的前言中寫道，“即便如此，我們也不知道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何時會暴發，也不知道它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

每年的流感疫苗是人們做好疫情預防準備的一個關鍵要素，但它的有效性幾乎不會超過50%。儘管人們一致認為高危人群應該接種疫苗。但我們仍然沒有足夠的理由來迫使政府制定其他決策２，比如健康的成年人是否應接受常規疫苗的接種等。獲得必要的證據需要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但囤積那些價值可疑的疫苗和藥物的成本卻微乎其微。

我們目前的預備方案是假定會出現另一場與1918 年大流行性疾病規模相似的疫情。許多專家擔心這場疫情比其他潛在的健康危機帶來的影響更大。那麼，在過去的100 年內，1918 年的悲劇為什麼沒有重演呢？在現代醫學取得巨大進步的今天，我們是否有必要因為過去的創傷以及對未來的焦慮，而擔心一種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對待這個問題，人們持有兩種態度：悲觀主義態度和樂觀主義態度。對悲觀主義者來說，下一次流感疫情貌似是致命的、不可避免的。新聞媒體充斥著悲觀主義者，因為悲觀主義容易製造頭條新聞。從雜誌到有線新聞，再到我讀過的幾乎每一本有關流感的書，都明顯流露出一種擔憂：大流行性疾病不可避免。以下是悲觀主義者可能站住腳的幾個主要原因：

專家提出了警告。他們瞭解流感，並一直致力於研究流感病毒。我們應該重視專家的話，因為他們對待流感是認真的。

1918 年的大流行性疾病以及1957 年和1968 年的流感疫情，證實了致命流感浪潮的發生並非僅僅停留在理論上。我們完全有理由假設，過去的疫情在未來真的會重演。最近還出現了其他流行性疾病，比如“非典”、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這些病毒使我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有了一定的認知。這些疾病不分國界。流感也沒有國界。自1918 年至今，國際旅行業獲得飛速發展。過去，從美國到英國需要在海上航行天時間。今天，同樣的行程，乘飛機只需要6 個小時。我們以驚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穿梭，我們攜帶的病毒也是如此１。

儘管我們對流感瞭解甚多，但仍有許多亟待探索的知識。例如，我們不知道為什麼1918 年的病毒偏愛年輕人，或者為什麼它對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只是一種輕微的疾病，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是致命疾病。如果不瞭解病毒的這些特徵，我們就無法為此做好充分準備。家禽數量迅速增加。雖然與家禽相比，禽流感在野鴨和野鵝身上更為常見，但我們飼養和消費的絕大多數禽類更有可能傳播禽流感。再加上國際旅行的因素，可能會帶來致命的後果。

流感容易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傳播。1918 年，共同住在擁擠不堪的房子或公寓裡的家庭成員很快就感染了這種病毒。今天，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居民依然生活在擁擠的住房裡２。美國也不能倖免３，大約有300萬美國人生活在擁擠的環境中。在紐約，將近9% 的家庭１——超過28 萬個家庭——居住環境過度擁擠。在美國，即使你住寬敞的房子或公寓，也可能每天早上都要和幾十個人一起乘坐地鐵或公車去上班或上學。

以上這些因素表明，大流行性疾病無法避免。但在得出這個結論之前，我們不妨給樂觀主義者一個機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1918 年的災難不會重演。隨著時間的推移，重疾或大流行性疾病的致命性越來越低。2009 年暴發的豬流感疫情表明，我們可能高估了它的嚴重程度。關於疾病的嚴重性，過去、將來都會出現很多的炒作。每年都有人死於流感，但過量死亡（excess deaths）的人數——尤其是因為特別令人討厭的流感病毒致死的人數——並沒有增加。這種現象可能與我們自己的干預措施關係不大，但與病毒本身的進化壓力脫不了干係。病毒容易傳播。強效的病毒能迅速奪去宿主的生命２或使其臥床休息，之後病毒就不大容易傳播了。從流感病毒的角度來看，繁殖和傳播的最佳對策是使患者免于患上嚴重的疾病。新感染的患者繼續與健康的人打交道。這樣，病毒通過咳嗽和打噴嚏進入新宿主的機會大大增加。在這方面，進化理論站在我們這一邊。在氣候溫和的時候，病毒繁殖的機會大增。溫和型病毒不會導致一場大流行性疾病的暴發。

人們認為1918 年流感大流行性疾病非常罕見，還有一個原因是，某些條件必須完全巧合，病毒才會產生致命性。病毒必須從鳥類身上傳播到豬宿主身上，然後再傳給人類。這需要一組特定的基因交換和基因突變。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病毒就不會產生如此強的致命性。病毒還必須具備良好的傳播條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擁擠不堪的軍營和軍艦、工人們工作的工廠、群眾居住的廉價公寓都提供了這些條件。

今天，導致大多數人死亡的細菌感染問題已經被抗生素解決。權衡這些證據後，我不確定自己究竟該加入哪一方。我是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各方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對我來說，各方似乎都言之有理。流感大流行沒有暴發的年份是樂觀主義者繼續保持樂觀的一個原因——不過，如果是悲觀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會覺得我們是在僥倖地活著。

當然，我們聽到悲觀消息的可能性更大。悲觀主義者的聲音更響亮。衛生官員都是根據最壞的情況來提出建議。互聯網和有線電視上的新聞報導，總是使用恐嚇戰術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製造恐慌會讓人產生焦慮。不要依據你的消息來源尋找關於流感的良好預測。如果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類似於2009 年流感季那樣的疫情，也不必驚訝，因為2009 年流感的嚴重程度和傳播速度被過分誇大了。

樂觀主義者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美國人尤其樂觀。他們喜歡閱讀關於幸福的書，喜歡遠離麻煩和過去的消極情緒。但是疾病有自己的歷史，如果我們不研究過去，就很容易身處險境。1918 年確實具有暴發流感大流行的條件。從那時起，其中的一些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同樣真實的是，某些新的以及無法預見的情況可能會導致其他疾病的暴發。

悲觀主義者總是抱怨過去；樂觀主義者總是期待著別樣的未來；現實主義者生活在當下，他們觀察事實，並在此過程中進行修正。當談到流感時，我會加入現實主義陣營。我相信，我們可以反思人類遭遇流感大流行的經歷，利用現有的知識、採取切實的行動以防患於未然。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考慮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涉及醫學、科學或政策。相反，它涉及的是我們的集體記憶。為什麼我們不去做更多的工作來認識流感的歷史演變？悲觀主義者可能會沉溺於過去；而樂觀主義者往往會忘掉過去；現實主義者利用對過去的認識來瞭解現在和未來。

由於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這項研究中，所以我得出了一個現實的結論：在將1918 年的大流行性疾病留置於我們的集體記憶中這個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紀念1918 年流感大流行一百周年，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了一步，但這只是很小的一步。改變我們對疾病所持有的警惕性，需要整個社會能夠理解疾病的影響，瞭解疾病在過去帶來的後果以及現在對我們造成的影響。當然，研究經費有助於改變這種結果。但在與疾病抗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在大學實驗室和學術研討會之外對其進行廣泛的討論和理解。

我們紀念戰爭，但其他極具破壞性的事件也應留置於我們的集體記憶中。我希望在美國首都建造一座1918 年流感大流行紀念碑，以紀念我們遭受的損失、反思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並提醒我們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這個世紀是災難、自然災害、世界大戰、疾病以及衝突不斷的世紀，也是一個大規模擴張、融合、全球影響、技術突破和取得醫療成功的世紀。流感大流行說明了這兩個問題。人們的身體處於危險之中，而大腦仍停留在舒適區。這是人類的失敗，也是人類的勝利。也許到1918 年流感大流行紀念碑建成的時候，我們也在慶祝人類找到了治癒流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