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四十年後，我們幾乎已經忘記，理查•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末正處在他政治生涯的高峰。那一年，他作為總統歷史性地使美國與冷戰時期的敵人們建立了友好關係，首先是中國，然後是蘇聯。長久以來分裂著美國社會的越南戰爭也終於看到了盡頭。在當年11月的連任競選投票中，尼克森以520票對17票的絕對優勢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在普選中獲得了61%的得票。在此之前，這樣大的競選優勢只有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ssevelt）和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分別在1936年和1964年大選中得到過。儘管關於“水門事件”的質疑仍然存在，但這一醜聞在1972大選中並沒有得到太多關注。如尼克森所願，這次闖入事件當年基本上只是流傳在華盛頓環路圈子裡的一樁趣聞——直到1973年才出事。
12月14日，在橢圓形辦公室休息時,尼克森曾依當時形勢談論過他將為後世留下些什麼。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時任白宮辦公廳主任的“鮑勃”霍爾德曼(H.R.“Bob” Haldeman)：
霍爾德曼：您的第一任期留下了不少好故事。
尼克森：應該寫本書，就叫《1972》。
霍爾德曼：沒錯。
尼克森：這書肯定好的呱呱叫……裡面有中國，有俄國，還有5月8日（即莫斯科峰會前夕，他出人意料地決定對河內、海防進行轟炸和佈雷），以及大選。這一年真是精彩極了。我寫書時就寫這些內容，書名就叫《1972》，結束。
總的來說，這正是本書的主要內容：這位60歲的總統第一個任期內最輝煌一年裡的國家政策。這“真是絕了的一年”內發生的各種事情將會原原本本按照它們在尼克森錄音中的樣子呈現，沒有刪改，沒有篩選。
整理尼克森的遺產離不開他的錄音帶，而白宮錄音的歷史則早得多。1940年，佛蘭克林•羅斯福就曾命令在橢圓形辦公室厚厚的木地板上鑽孔，安裝錄音設備以記錄他召開的記者招待會。哈裡•杜魯門（Harry Truman）後來繼承了這套系統，而且又在桌子檯燈的燈罩上安裝了一個麥克風。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上任後安裝了一套新系統，其中包括橢圓形辦公室內的錄音電話。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和林登•詹森曾使用由美國陸軍通信兵部提供的錄音設備，能連續錄音數百個小時。
雖然其他總統們也同樣喜歡錄音，但如今因對白宮進行錄音而出名的只有尼克森。據我們所知，他之後的總統沒有誰像他這樣做過。他錄音的時長比其他總統們加起來還要多，共約3700個小時。起初，他對錄音毫無興趣。1969年1月20日宣誓就職後不久，他還要求拆除了林登•詹森留下的錄音系統。當時笨手笨腳的他不想為電子設備傷腦筋。詹森的系統需要專人管理，而且必須每天打開關閉。
兩年後，他的主意變了。此時，他的第一個任期已經過半，尼克森發現他之前的總統們從未使用過聲控錄音技術來記錄一切，他想成為第一人。尼克森盤算著，他的白宮錄音帶將會成為未來撰寫回憶錄時的寶貴素材。而且，他當時認為既然要留下一份他總統任期內的準確記錄，就應該不加篩選地記錄一切。甘迺迪所做的——只記錄危機時刻，比如古巴導彈危機時的安全理事會會議——在尼克森看來只是裝飾門面而已。“我認為只記錄挑選過的對話將使錄音系統的意義完全失去，”尼克森說：“既然錄音是為了對我的總統任期有個客觀記錄，就不該帶有這種自私和偏見。我不希望在錄音時算計什麼時間、錄了誰、內容是什麼。”
他相信對於會議的記錄能幫他梳理好他任下的記錄，也能讓他掌控歷史。“全部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在被錄下的第一段對話中，尼克森對霍爾德曼說：“也許有一天……我們希望能拿出一點正面的東西來，也許我們需要留下些什麼，好能更正記錄。”
在尼克森的指令下，美國特勤局技術服務部1971年2月在橢圓形辦公室內的角角落落都安裝了微型麥克風。5個被安裝在總統的辦公桌裡，兩個在壁爐附近。橢圓形辦公室和林肯廳的電話線也被錄音。還有兩個麥克風安裝在內閣會議室裡。中央混音器被安置在白宮地下室內的一個舊衣帽間中，控制著所有錄音設備，這是一台索尼TC-800B開盤式答錄機。除了尼克森、霍爾德曼、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Alexander
Butterfield,負責這套系統的操作）以及特勤局的人之外，沒有其他人知道錄音系統的存在。
系統運行不久，尼克森很喜歡這套東西，於是對錄音範圍進一步進行了擴張。他所說過的一切之所以都能被錄音，要歸功於他的自我陶醉。他認為自己是一位有著地緣政治視野和軍事謀略的世界領導者，就像邱吉爾一樣。事實上，正如這本書所部分體現的那樣，他癡迷於外交政策，以至對國內事務的關注少到令人吃驚的程度。目前能得到的錄音帶中大約只有10%涉及國內政策。不幸的是，這些對話還多數發生在內閣會議室，那裡的錄音存在串話干擾，麥克風位置的不當選擇也使得在那裡的錄音成了後來最難轉錄的部分。
1971年4月，尼克森又在他行政辦公大樓180房間的秘密辦公室裡安裝了4個麥克風，在這裡他可以避開橢圓形辦公室的繁文縟節。一年後，大衛營的阿斯本小屋內飾和尼克森在那裡時常用的電話上也安裝了錄音裝置。
錄音系統使得尼克森能有一份準確的會議及電話記錄，而不必像以前一樣每次都由專人進行筆錄，這更簡單了。尼克森隨身戴著一個由特勤局提供的類似尋呼機的裝置，只要進入這些錄音地點就會自動開始錄音，無需開關鍵。有些日子，他全天都被錄音，因為他一直在這些錄音地點之間來回開各種會，辦各種事。但不是所有的錄音都能聽出內容，因為錄音品質時常很差。與美國歷史上其他總統留下的記錄不同，尼克森錄音帶就像是給歷史學家留下的寶藏。要完全轉錄尼克森錄音帶，或許15萬頁紙都不夠，這也許是個永遠無法完成的任務。
被尼克森錄音系統錄了音的大多數人並不知曉自己正在被錄音。直到1973年7月16日，在參議院總統競選活動委員會公開聽審前的一次聽證會上，作為“水門事件”調查的一部分，錄音系統的存在才被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披露出來。“巴特菲爾德先生，總統有沒有在橢圓形辦公室內安裝過任何竊聽裝置？”訴訟律師共和黨人弗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問他。這個問題問得出乎意料。因為已經宣誓要如實作答，巴特菲爾德別無選擇，只能誠實回答。“存在竊聽裝置。是的，先生，”他回答道。這場聽證會改變了尼克森任期和美國歷史的軌跡。正如參議員霍華德•貝克（Howard
Baker）所說，參議院對發生在1972年6月17日“水門闖入”以及後來的白宮掩蓋的調查是為了查出“總統對此事是否知情，何時得知”。這些錄音帶為這些問題的準確回答提供了證據，但這些錄音必須保證不能被改動。在1972年6月20日的錄音帶上，一段關鍵錄音被抹去了。對此，尼克森的秘書羅絲•瑪麗•伍茲（Rose Mary Woods）負有主要責任。
事實上，有許多人曾建議尼克森燒毀這些錄音帶。許多人——其中比較有名的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gers)、梅爾文•賴爾德(Melvin Laird)，甚至是葛培理(Billy
Graham)——在發現錄音系統存在後都覺得遭到了背叛。對尼克森而言，系統的秘密性和錄音的價值要高於被錄音這些人的隱私。而其他人，包括雷蒙德•普賴斯（Ray Price）、查理斯•科爾森(Charles Colson)和約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在內，認為總統有權記錄他的秘密會議。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H.W.Bush)、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和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選擇繼續他們的政治生涯。然而，尼克森錄音帶留下的陰影長久籠罩著他們，他們私下說過的話——以及總統對他們個人的評判——都使得他們無法完全擺脫尼克森的影子獨立開啟自己的政治生涯。這些錄音帶原本是為了保證尼克森自己能留下完整的資料，但這些錄音帶的存在同樣影響了許多其他人的聲譽。
《尼克森錄音帶》正是因為尼克森拒絕銷毀這3700多小時的錄音才得以問世。他考慮到保全自己的記錄，所以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只要“水門事件”平息下去，他認為，作為美國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他對中國的外交將會讓他在人們書寫歷史時重新站起來。他一直很欣賞溫斯頓•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本書在1948-1953年間共出版了8冊。他意識到留下一份能被證實的記錄有多麼重要。
尼克森沒有更早開始錄音，這對歷史而言是一種損失。目前找不到任何尼克森在阿波羅11號於1969年7月20日登月時與宇航員們通話的秘密錄音；也沒有關於1969年11月15日那次示威活動的任何錄音，這次示威使得當局不得不用公共汽車把白宮圍起來以防止抗議者突破圍牆；沒有錄下尼克森打電話呼叫他的豪華汽車，稍後他自行前往林肯紀念堂，在1960年5月9日黎明前與示威者們見面；也沒有錄下1970年12月21日尼克森那次著名的與艾維斯•普雷斯利在橢圓形辦公室的會面。
在1973年尼克森錄音帶的存在被披露後，很快成為全國熱議的話題。起初，總統以行政特權和國家安全為理由，斷然拒絕交出錄音帶。尼克森一直認為，錄音帶屬於他個人。他大概從未想過要把錄音帶置於眾目睽睽之下。而美國最高法院卻不這樣認為。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以8比0的判決結果向尼克森發出傳票，要求他交出錄音帶。這一判決是對總統權的限制，其意義高於錄音帶或尼克森之上。沒有人可以淩駕於法律，就算是作為行政長官的總統也不行。這次判決對尼克森的總統任期是一次致命打擊，直接導致他在15天后即8月9日辭職。這些錄音帶極大損害了尼克森的聲譽。在“水門事件”中，錄音帶成了許多對尼克森不利材料的直接來源，成為對他的聲譽造成致命傷害的“冒煙的槍”。在這樣的恥辱下，他逃離白宮，回到了他在聖克萊門特（San
Clemente）和平宮(La Casa Pacifica)的家中。在那裡，他繼續為自己對錄音帶的所有權進行著努力。儘管比爾•克林頓總統在挽詞中敬告道：“希望對尼克森總統的一生和全部事業之外的種種評判到此為止，”但直到1994年4月22日尼克森去世也沒能重獲對錄音帶的所有權或重建自己的聲譽。事實上，尼克森的去世掃除了公開錄音帶的最後障礙。
在整理錄音帶時，記者們和歷史學家們都該感謝威斯康星大學的歷史學家斯坦利•庫特勒（Stanley Kutler）。1992年，庫特勒教授和辯護團體“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對美國國家檔案與檔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提起訴訟，要求後者加速對尼克森錄音帶的審查和公開。他們稱國家檔案與檔署的工作效率太低，連追上自己提出的時間表都做不到。這次起訴在1996年宣判，約200個小時有關濫用政府權力的錄音被公之於眾。在那次激烈較量之後，自從1997年首批內閣會議室錄音被解密，越來越多錄音得到公開。作為《尼克森錄音帶》的合編者之一，我們是庫特勒努力的直接受益者。
因為關鍵的“水門事件”錄音帶內容已經出版，我們決定在本書中關注1971和1972兩年，那時候“水門事件”還沒成為談話的主要內容。這樣做並不是否認那樁毀掉尼克森總統任期醜聞的重要性——相反，我們正是要展現在他的總統任期內記錄的所有事情。錄音前兩年的主要內容是外交政策和選舉政治，因為這些是那時尼克森最關注的。而國內政策，尼克森認為這些事大部分可以交給負責主持國內政策委員會的約翰•埃利希曼處理。而對外政策，才是尼克森希望自己被大家記住的方面。尼克森相信，他的錄音帶會向人們證明，他才是美蘇關係緩和、中美建交中的關鍵人物——而不是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或者國務卿威廉•羅傑斯（他們和媒體常常這樣堅持這樣的觀點）。尼克森錄音帶給了學者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可以聽到尼克森任內與世界主要領導人及他的政治密友的談話。要想認真研究冷戰和1970年代而不參考這些錄音帶，是絕不可能的。
尼克森曾明白地告訴霍爾德曼和巴特菲爾德，沒有他的明確命令，不要對錄音帶進行轉錄，希望這樣能防止人們對自己被錄音產生猜疑。至少在最初，總統曾希望使用錄音帶達到政治目的，想要控制對會談的描述。尼克森在1978年撰寫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很快“把（錄音）當成了環境的一部分”。我們的轉錄也可以證實，大多數時候，尼克森並沒有特別在意錄音系統的存在，至少在系統運行幾周後是如此。到1973年，尼克森甚至記不清是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負責了系統的安裝（他自己這樣說），他和霍爾德曼有時記不清到底哪裡安裝了錄音設備。
錄音系統的壽終正寢來得很快，在1973年7月。就在巴特菲爾德說出系統的存在後的幾小時內，辦公廳主任亞歷山大•黑格就下令停止系統運行並予以拆除，此時尼克森正因為病毒性肺炎住院。
除了尼克森，基辛格大概是錄音帶被公開後受影響最大的人了。他在《動亂年代》（1982）一書中質疑了這些錄音帶的好處：
不知情的人根本無法客觀聽取這些想法和對話，對話中既有輕率之語也有高尚的宣言，這些記錄和當時發生的事情其實關係並不大，更多反映了年輕的尼克森所帶有的種種偏見，一切都聽由談話房間內唯一對錄音知情的人的安排？……每次交流的意義取決於當時的語境，許多只是對尼克森多變的情緒和任性的策略的迎合罷了。如果拿掉所有這些，就只剩下隨意的思緒——也許它們令人著迷，很有意思，但大多與總統採取行動的根據無關。
基辛格說的恰恰相反，如果人們認為美國最重要決策者在作決定時的觀察、判斷、以及具體的決策過程都不可信，那麼什麼樣的歷史材料才算是真實的呢？所有的史料都帶有缺陷和偏見。我們很難相信基辛格偏激的觀點，即尼克森編排了所有或者說大部分的對話，只是為了錄下自己想要留下的內容。與此相反，在錄音中尼克森有時顯得健忘，會忘記幾分鐘前剛發生的事情。這並不是說尼克森不會在某些情況下故意操縱對話，以在錄音中留下包含特定觀點的言論。他確實在“水門事件”敗露後刻意留下錄音證明自己的清白，但他在討論外交政策時沒有這樣做。
尼克森錄音帶的豐富程度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等速聽取了錄音，艱難地對音訊進行了轉錄——錄音的品質相差很大，有的清楚，有的失真嚴重，有的完全不知所云。在我們試著讓對話轉錄更準確的過程中，尼克森許多方面的個人特質和工作風格顯露無遺。有些問題導致部分對話也許永遠都無法聽出——無論花費多少時間，多少精力，有多少技術天才可以調用。這些問題包括行政辦公大樓辦公室裡那座永遠在滴答作響的鐘錶，尼克森工作時聽古典音樂的癖好，他在辦公室內的來回走動，無效的麥克風位置及劣質的錄音材料。結巴、嘟囔、口誤、低聲談話、口音、有時出現的外語以及地名，都使得轉錄出可信而準確的文稿變得更加困難。
國家檔案與檔署到目前為止已經公開了約3000小時錄音。要麼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要麼是為了保護包括尼克森和他的後代以及仍然在世的被錄音者的隱私，仍有700小時的錄音仍然處於保密狀態。我們在這本書中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來準確客觀地呈現尼克森在第一任期內的所思所想。我們聽到了錄音帶中許多令人難堪，愚蠢，以及十分滑稽的對話場景，但是只展現了很少的一部分。說真的，我們完全可以寫成一本“抓到你了”的冊子，因為錄音中尼克森和其他人的對話中有無數心胸狹窄的侮辱、奚落、咒駡以及低級下流的閒話。這些內容我們也留下了一部分（比如，尼克森對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亨利•基辛格、猶太人、軍官和同性戀者以及其他人說的壞話）。但作為研究總統的歷史學家，我們的目標是做到客觀公正，沒有幹紮稻草人當靶子的事。在編寫本書時，我們也沒有想讓尼克森顯得“好”或“壞”的預設。我們希望讓讀者自己判斷。實際上，我們的願望是這本書能夠提供準確的轉錄文稿，今後供學者和大眾參考。
我們作為編輯的工作過程很簡單。一旦決定要收錄哪些對話——這很難——就會對它進行整理。比如確定蘇聯峰會時間，只有一兩段對話的篇幅卻有超過50段相關的對話，要做出選擇就很困難。在聽過幾千個小時的錄音後，我們毫不懷疑尼克森是一位意志堅定的政治家，牢牢控制著白宮外交政策的議程。如果沒有尼克森自負的堅持，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努力絕不可能這麼早作出。但在尼克森開啟“秩序大重組”（The Grand
Realignment）的努力的背後，並非一帆風順。在錄音中，尼克森一直吹噓自己是反戰大潮中美國軍事力量的捍衛者。他真的很擔心，一旦自己在1972年大選中未獲連任，一個像泰德•甘迺迪或喬治•麥戈文這樣的和平主義軟弱派上臺後會大力削減國防預算，從而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然而在私下裡，尼克森卻又對軍隊權勢集團流露出厭惡。尼克森不願重用民主黨人的偏見——除了德克薩斯州的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等少數幾個人外——也在錄音中非常明顯。他對自由派媒體的鄙視也在偶爾的反猶言論中表露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