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收各文中,最早發表的是《(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時在一九五四年。
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襲錢先生著作的事實,是現代學術史上一樁極有趣的公案。
由於此文未經重印,故流傳不廣。此次收入集中,校勘和考證的部分一仍舊貫,但在行文方面則作了較大的修改。大陸曾間接反擊此文,采取變被告為原告的策略,反過來誣指《先秦諸子系年》由抄襲而成,更為學術史添一趣聞。因此我又補寫了一篇跋文,供讀者參考。
《錢穆與新儒家》一文近四萬言,最近才寫成,是本書中最長的一篇,此文較去年所寫的兩篇悼念文字為詳實,咽之也許可以更進一步說明錢先生的治學精神。但是為了避免引起無謂的爭端,我沒有讓它先在報章雜志上露面。所以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
本書《附錄》收入錢先生論學論文的書簡三通,這是從我手頭尚保存着的信中挑選出來的。
我因為屢次遷居,師友書簡損失最多。錢先生給我的信也頗多遺失和殘闕,現存的幾十封信是我在錢先生逝世后,翻箱倒篋找到的。《附錄》第一、第二通寫於一九六○年,那時錢先生正在耶魯大學任客座教授。
這兩封信都是對我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初稿的批評和討論。
余英時,1930年生。美國哈佛學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