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見詞典(修訂版)

從阿伯拉爾到律師
從中學畢業會考到布豐
從圖章到沙皇
從銀版照片到堅硬
從水到連根拔除
從工廠到王室各支系的融合
從收入低微的到體操
從禮服到歇斯底里
從理想到酒醉
從嫉妒到正義
從萬花筒到鞭子
從實驗室到猞猁
從碎石路面到音樂
從小艇到錢幣學
從綠洲到工人
從帕格尼尼到金字塔
從與一個圓的面積相等的正方形到 問題
從拉辛到廢墟
從木鞋到梅毒
從煙草到行吟詩人
從沙皇的敕令到用於
從牛痘疫苗到旅行家
從瓦格納到瓦格納
從伊伏托到伊伏托

十九世紀是工業革命的時代。隨着資本主義在西歐各國大行其道，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躍居統治地位，功利和實用成為社會崇尚的價值。薩特在《什麼是文學》中曾闡述十九世紀作家與資產階級的關系。資產階級把作家看成一種專家，不希望他如同在過去時代那樣去思考社會秩序，只要求他闡述一些心理規律，讓讀者——主要是資產者——分享他對人的內心世界的實際經驗。而由於寫作的本性是自由，作家需要維護形式自由。這就產生矛盾。最優秀的作家拒絕與資產階級合作，他們吹噓自己斬斷了與資產階級讀者的一切聯系。但是他們的決裂只能是象征性的，因為只有資產者讀他們的書，能夠給予他們榮耀。當福樓拜宣布他「把所有思想卑下的人都叫做資產者」時，他其實為資產階級效了大勞：他讓人們相信只要簡簡單單接受一種內心紀律就能剝離自己身上那個資產者；只要他們在私底下練習高尚的思想，便能繼續問心無愧地享受他們的財產和特權。

薩特的看法是一家之言，過於概括，或許還有點苛刻。總之，福樓拜晚年對世態愈加厭惡，討厭公共事務、小市民習氣和文場虛名。這種厭惡在他身上發展成憤世嫉俗。他一直想要用一部爆炸性作品來報復周圍世界的愚昧與丑惡。

他准備了兩年，閱讀了大量資料，一八七四年八月正式開始寫作《布瓦爾和佩庫歇》，希望這部小說就是這樣一顆炸彈。

小說的同名主人公是兩個相交莫逆的公文抄寫員。佩庫歇得了一大筆遺產，倆人便辭去工作，到諾曼底鄉下買了一座農庄，自學各種學問，開辦罐頭廠，說了許多蠢話，遭遇不少挫折。最后他們心灰意賴，為了打發日子，重新干起抄寫的行當。不過他們不再抄寫公文，而是記錄他們聽到的，或者讀到的，乃至在名家筆下遇到的種種不自覺的廢話、蠢話。他們自己未必意識到這些話有多麼乏味或愚蠢。

寫作過程中，福樓拜感到困難越來越大，覺得自己整個身心都被兩個主人公占據。「我變成他們。他們的愚蠢就是我的。」同時代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蒂博代先是指出，布瓦爾、佩庫歇與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主人公莫羅一樣，因生性愚蠢，注定要在生活中失敗。然后補充說：「他(福樓拜)從他們的愚蠢本性引出一種與他自己的本性一樣的批判本『生。在把他自己變成他們之后，他把他們變成他自己。於是在他們的思想里發育了一種不妙的能力，使他們能看到愚蠢而且對之再也無法容忍。」也就是說，作者對主人公產生好感，把自己的想法賦予他們，從而背離了他們原初的形象。再者，在現實生活中，自足自滿、沒有獨立見解的人並非到處碰壁。市儈的典型，《包法利夫人》中的藥房老板郝麥先生就是一個成功人士。他事業發達，參與公共事務，最后得了榮譽十字勛章。

這部小說沒有完成。一八八。年作家去世后，人們在他遺留的檔案中發現了沒寫出的最后兩章的大綱，還有一部《庸見詞典》(LeDictionnairedesideesrecues)。

編寫《庸見詞典》的想法，其實早於對《布瓦爾和佩庫歇》的構思。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給女友路易絲•科萊的信中寫道：
我又回到一個老想法：編一部《庸見詞典》(你知道這是怎樣一部書嗎?)。序言尤其令我興奮，根據我的構思，它本身就像是一本書，我在里頭攻擊一切，但是沒有一項法律能因此找我的麻煩。這部詞典將是對人們贊同的一切的歷史性頌揚。

我將證明多數永遠有理，少數永遠有錯。我將把偉人送給所有笨蛋去糟踐，把殉道者送到劊子手的刀下，而且用一種極端誇張的、火箭噴發一般的文體。比如說，在文學領域，我將證明——這很容易做到——平庸因為是所有人都能夠得着的，才是唯一合法的。因此需要排斥任何種類的創新．認定它是危險的、愚蠢的……對於所有可能遇到的話題，人們將能在詞典里按字母順序，找到為在社會上做一個體面、可親的人而必須說的話。

在整本書里，將沒有一個詞是出自我自己的。一旦讀了它，人們將再也不敢講話，深怕會脫口漏出一句收入這本書里的話。

這部同樣未完成的詞典沒有作者曾預告的序言。也許《布瓦爾和佩庫歇》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它的序言。根據作者留下的片斷，研究者編成這部《庸見詞典》，一般附在《布瓦爾和佩庫歇》后面。

福樓拜不能容忍的所謂庸見，是現成的見解、固定觀念、多數人的看法，不假思索就做的結論、老生常談。它們在多數情況下是廢話，是大實話，因為你不說別人也知道，而且有人聽了會煩；有時候它們是偏見和習非成是的謬誤。此類話中有一句單獨出現的時候，我們不會感到其平庸、可笑或愚蠢。一旦讓它們集體亮相，我們才發現其實質。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布瓦爾和佩庫歇變成了福樓拜本人。

有些庸見可能是各個時代、不同民族共有的；另一些則是某個民族在某個時代特有的。不過我們大多數人，或者說我輩凡夫俗子，對庸見容易習焉不察或容忍，肯定不如福樓拜那樣敏感，乃至不共戴天。福樓拜本人出身資產者，但他以超越時代的文化精英自居，精神上脫離自己所屬的階級，畢生與平庸、志得意滿的資產者為敵。此外，福樓拜是藝術家，最看重的是創新，尤其追求文字的形式美，被認為是法國十九世紀最嚴格的文體家。據說他不能容忍在相鄰的兩頁文字里兩次出現同一個名詞或形容詞。寫完一段話之后，他會在鋼琴上檢查這段話的節奏是否合適。這樣一個人，對於人雲亦雲的話頭，想來除了對其內容，對其表達形式的平庸也會十分反感的。

我不知道在法國，讀過這本書的人是否再也不敢講話。我猜想，更多情況下人們會莞爾一笑：原來我也這樣說過啊。然后呢，在社交場合，該說的該附和的，我們還得照說不誤，依舊附和。最多在心里竊笑：怎麼又說了。我又想到，每個時代，每個國家，或許都應該有人動手編一本類似的書。比如我們可以編一本當代中國的《庸見詞典》。

這本待編的詞典，將對一般人和精英分子都有用。精英分子白當提醒自己避免發表類似的庸見，而一般人則不妨反過來，把它當作應付社交談話的指南。有社交恐懼症的人，更宜常讀此書，以便常有話說，盡管是廢話、老話，乃至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