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先生在抗戰時期寫道:「西洋哲學之傳播到中國來,實在太晚!中國哲學界缺乏先知先覺人士及早認識西洋哲學的真面目,批評地介紹到中國來,這使得中國的學術文化實在吃虧不小。」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翻譯委員會」大力引進西方哲學, 解放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哲學」和「政治學」系列以翻譯引進西方哲學名著為主。
20世紀84年代以來, 三聯書店、上海譯文出版社、華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譯出版現代西方哲學著作,這些譯著改變了中國學者對西方哲學知之甚少的局面。
但也造成新的問題:西方哲學的著即使被譯為漢語,初學者也難以理解,或難以接受。王國維先生當年發現西方哲學中「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不少讀者至今仍有這樣體會。比如, 有讀者在網上說:「對於研究者來說,原著和已經成為經典的研究性著作應是最為着力的地方。
但哲學也需要普及,這樣的哲學普及著作對於像我這樣的哲學愛好者和初學者都很有意義,起碼可以避免誤解,尤其是那種自以為是的誤解。只是這樣的書還太少, 尤其是國內著作。」這些話表達出讀者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