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信仰系統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形成一套“頭腦中假想的宇宙秩序”；二是“把宇宙秩序的鏡像投射到人類經驗的層面上”。在“特定的形而上學”與“具體生活方式”形成基本的一致，並且“使得雙方各自借助對方的權威而相互支持”的情況下，信仰體系就會“塑造一個民族的精神意識（spiritual consciousness）”，並以這種“真正的真實”（really
real）對社會產生全面的作用。
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馬敏的著作《政治象征》就要出版了，這里自然首先要表達慶賀之意。當然，借著這個重溫和再梳理的機會，也使我想到了比單純的祝辭更多的一些東西。
一
馬敏是學外語出身，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後，師從楊炳章教授。楊炳章，英文名Benjamin
Yang，是“文革”後北大外哲所的首批碩士研究生，爾後不久就又作為“文革”後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上世紀90年代後期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教。作為同事，一次我問他在哈佛讀書時的導師是誰？他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話︰“兩個人，一個費正清，一個史華慈。”當時嚇了我一跳，退後兩步，呆呆地打量了半天這個處事低調，從未吐過半句英文，怎麼看也不像是個“知識分子”的人。以後因為參與“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的編務工作，其中收錄了楊炳章的大作，我們又住在同一個高教小區里，于是就近乎了許多。人們相熟之後說話也就不掖不藏了。楊炳章後來對我說，當時看到我那幅驚訝的樣子，他打心眼里冒出了三個字︰“沒出息！”出生于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的楊炳章是烈士後代，他的這個背景會使人不自覺地聯想到“文革”前的北京四中、一零一中、八一中學和師大女附中，而無論是北大外哲所，還是哈佛費正清中心，其殿堂之高就不用贅言了。可以想見，曾在此等地方混過事的人，其眼中的“有出息”又該是一種怎樣的味道？當然，在我理解，對中一西知識學養本身的謙遜、尊重乃至敬畏，滲透出的應當是一種樸質無華卻不失高貴的馨香。這些自然是題外話。
楊炳章自己的研究專長是中國現代史，其博士論文《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可算是英文學界第一部研究中共長征史的學術專著。他曾因紅軍長征的史實考證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與著名史學家陳志讓先生多次筆戰論辯，後來又在香港出版了厚厚的《鄧小平大傳》。或許正因心地不淺，楊炳章處事低調，言語洗練，但叉顯得非常灑脫。對學生的論文，他也盡顯這一貫的風格，學生對什麼題目感興趣，又有那份實力，就寫什麼，他自己很少耳提面命，只是要求杜絕硬傷。作為楊炳章的博士生，馬敏卻鬼使神差地把“政治象征與政治儀式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這對圈外人來說可能不好理解。後來我才知道，當楊炳章听到這一選題時僅淡淡地給了一句︰“我不懂，但挺重要。你自己掂量著點兒，別鬧笑話！”話語雖淡，可分量不輕。我私下揣度，在高水準導師自身學養和鑒賞品味之“震懾”下的“放養”，或許正是楊炳章育人的獨特招數。我也不知道，這會不會是馬敏至今仍小心謹慎，在該書即將出版時還非要找個什麼人為它作序的原因之一呢？
可能是通過上課的途徑，馬敏得知我本人對“政治象征與儀式”這一專題研究也感興趣，于是就找到我討論這一議題。因跟楊炳章較熟，也知他處事的瀟灑，就少了許多忌諱，跟他的學生大侃起“政治象征與儀式”。我本人對政治象征和儀式感興趣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引發的，那時我曾摻乎進金觀濤、劉青峰主持的《走向未來》編輯部里。一次開編務會，大家聊起“文革”時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別在前胸的皮肉上以示“忠誠”的事。那時在北外教書的梁曉燕一向敏銳，她當時就說，這可是個好題目，光笑笑、只罵罵沒多大意思，誰能在學理上講出點什麼道道來？梁曉燕的一席話還真刺激我做了半本子的研究筆記，只是苦于沒有理論引導，全是一些零散的資料和隨感性的議論。90年代中期，一次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教授來北京，我們偶然聊起此事，他當即就說他們學校有位榮休教授，叫默里‧埃德爾曼（Murray Edelman），專于此道，並把其專著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1964）、Political Language （1977）和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1988）的書名抄給了我，建議參考閱讀。這些著作的內容和附錄中刊有大量的參考文獻，讓我開了眼界。後來又讀到了涂爾干（Emile Durkheim） -脈的社會學著述和吉爾茲（Clifford Geertz）一脈 的文化人類學著述，特別是再後來讀到了林‧亨特（Lynn Hunt）和莫娜歐祖夫（Mona
Ozouf）等學者關于法國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著作，使我初步知道了這是一個相當廣闊且富有深意的研究領域。
當時馬敏給我的印象是，這個學生外語好，英文的基礎文獻讀得不少，但從來沒有想過他的這一研究將來可能會形成一部專著，因為“政治象征與儀式”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不小。如馬敏所說，這是一種典型的“雜學”（Mumbo-jumbology），對于“象征”和“儀式”理論，誰人都敢“滿嘴地跑火車”，但沒有哪個能給出一個綜合清晰的完整理路。涉及這一專題研究，不僅要對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行為科學、心理學、大眾傳媒研究、解釋理論、藝術史，乃至從神學中派生出來的“聖像學”（iconology）等諸多學科中的不同解釋理路有所了解；同時，還需要對這些豐富的思想資源進行交叉引入和綜合考量。例如，友人送給我建議閱讀的美國戴維．N．鮑爾（David
N．Power）教授所開出的相關“課程閱讀書目”（the Senunar
Readings），其內容就包括“象征的論域”、“象征之詮釋與哲學”、“全球化與文化認同”、“社會的象征結構”、“儀式在共同體、社會、認同形成中的角色”、“宗教符號”、“儀式與變遷過程的個案研究”、“象征之遺產、再現與歷史寫作”八大部分，達600余頁之多。要再加上“建議擴展讀物”部分，以及大量的藝術史的分析著述，如範景中教授等譯介的E,H．貢布里希（E.H．Gombrich）的大量著述等等，其文獻數量就相當地可觀了。如若試圖深入其中，單一的解釋路徑難以實現概括的完整性，而多種解釋路徑齊頭並進又極容易陷入“迷魂陣”而失去清晰的方向感。如是，要從理論脈絡的角度對此進行較全面的梳理，絕非一時之興即可以輕易奏效的。
有鑒于此，當初我和馬敏之間多次討論，雖然互相都受到啟發，但我對他這篇論文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實在沒有把握。直到馬敏拿出了他博士論文的征求意見稿時，我才開始感覺有了點底氣。這是因為他在論文中明確地提出了想概括出一套“政治象征現象分析的類型學”的意圖，並把這一意圖具體化為三項內容︰第一，“政治象征物、象征化的人和象征行為。人們通過這些中介符號來傳遞政治意義和制造社會效果”；第二，“政治象征語言以及由其構成的現代政治神話（即政治意識形態），它們旨在為政治體系和過程提供系統的、理論化的合法性辯護”︰第三，“體現在政治制度、法律、政策、機構和職位中的象征意義。雖然這些制度化建構具有很明顯的實際功效，但它們在很多時候也同時用來表達某種象征性的承諾或姿態”。應當說，這一類型學的概括思路，成為作者整合多學科資源的一個綱領，由此就開通了某種展開論述的可能性。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著作，是馬敏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導論”和“結論”構成首尾兩章，其中以五章篇幅逐一安置下“象征的解釋性定義”、“象征之人、物及儀式”、“政治語言與政治神話”、“象征與權力結構”、“象征的功能分析”的基本內容。讀者在這個論述結構中不難看到原有論文的痕跡，其具體表述和論證也還不那麼太“游刃有余”，值得商榷和深入討論的方面還有很多，但是一個較完整的敘述框架則已大體形成。馬敏在這一專題研究中所投入的悟力、心血和汗水，不用我多言，行內學人將冷暖自知，一般讀者也會自有考量。關于這部書的主旨．馬敏在“前言”中說得很清楚︰“本書試圖在吸收和借鑒這些學科所提出的概念、理論、方法和技術的基礎上，結合政治學中的一些分析成果，對政治象征現象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從而為提出或創建‘象征政治學（Symbolic
Politics）’這樣一門政治學的分支學科或邊緣學科提供先導性知識和基礎。因為有足夠的理由可以認為這種研究到目前為止仍是一種新近的學術嘗試。”我覺得這是一個謙遜、誠實和明白的表述。在當時中國國內相關研究領域整體水準的背景下，這一努力無疑是難能可貴的。毋庸諱言，就眾多路徑的資料匯總和問題提煉而言，馬敏的這部著作，對推動該研究領域的學術進展已經作出了自己的知識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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