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養與文明︰日本通識教育小史

序
附 概念梳理
第一章 吉田松陰的精英教育（1830年左右）
吉田松陰的生平和思想
獄中講讀會
講孟子，救時弊
英才輩出，開啟維新
第二章 明治的教育強國路（約1869—1900）
皇祖皇宗之遺訓《教育敕語》
現代教育強國路
第一高等學校——自治的“籠城”
第三章 舊制高校的榮光
學貫中西的課業
共同生活的規訓
野蠻的體魄
第四章 浪漫的大正教養主義（約1900—1930）
兩代知識精英
阿部次郎和《三太郎的日記》
河合榮治郎的《學生叢書》
教養主義的擴大再生產
第五章 手把手指導重建（約1945—1955）
美國教育使節團
學制改革——新制大學的誕生
戰後一般教養教育的定位
充滿期待的開端——一般教養全面推行
第六章 艱難的探索跋涉（約1955—1990）
二層構造的“絕癥”
一般教育和專業教育的糾葛
從國家主義的精英教育到民主
主義的市民教育
體制外的一線生機——岩波文庫主義
學潮的惡果
一般教育研究共同體的形成
第七章 改革斜陽（約1990—2010）
大綱化，教養學部的存亡
“一脈單傳”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
上帝賜予的教養——國際基督教大學
成功盈利的教養——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
跋
參考文獻

在人類現存各大文明的歷史演進中，有一種教育從未離開。無論是以美國為首的繼承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西方文明，文字記載歷史最長的中華文明，還是同樣歷史悠久的伊斯蘭，印度文明等等，都能看到這種教育的存在。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專業屬性，它的內容關于道德、人格和智慧，形式上通常比較接近現代的人文學科。它的最低目標是培養民眾的基本素質、養成健全人格、形成對本文化的認同，最高目標是使青年樹立正確的志向，啟迪他們的智慧，影響和感召他們勤奮、充實地成長為棟梁，使他們中間有人能為文明續命，為傳統開新。

今天，美國將這種教育稱為“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和“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日本相應地叫做“教養教育”和“一般教育”，我們稱之為“通識教育”。將前述的教育理念翻譯到現代高等教育來看，如果說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培養的是“技”和“能”，那麼通識教育的核心就是涵養人的“氣”和“魂”。前者回應了現代性對個人在現代社會的謀生要求，後者則體現了亙古不變的英才教育理想。這既是培養受教育者本人的“氣”和“魂”，也孕育著整個國家、文明的“氣”和“魂”。現代社會擴大了普通人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同時，並不能放棄高等教育本初的崇高理想。一方面，這種古典的教育是現代大學教育中與專業、職業教育相對的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完整的高等教育才能避免缺陷的現代人；另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公民教育作為擴展的內容注入其中。我們必須承認“通識教育”確實負有如此重大的責任，否則它將只是我國高教改革中的一朵浪花，一場運動，而不具有思想史的意義，無法參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雖然我們直到最近才為這種教育正式冠以“通識”的名號，而且常常拿美國的教育做比附，但它並不算是一個陌生的、舶來的新概念。

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幾千年至今，怎麼可能缺失了這種教育的護佑呢？綜觀史料可考的四千余年，上有周公、孔子之教化，下有世代儒生之踐行，中華文明中立德、樹人、安天下的教化幾千年來延續著一條貫通的道路發展。教化的有效性和文明的延續之間的關系絕非偶然。雖然在各個時代不免各有弊端，但也正是這樣的教化培養出了代代賢人，承前啟後，革除舊弊，推動維新。如此，幾千年來中華的文教不論是理論思想還是制度實踐，都始終在那個時代的世界範圍內處于明顯的領先水平。這種教育在我國曾經是如此的發達，鄰近的邦國無不傾慕效仿，日本可能是其中最出色的學生。

再看西方，早在立國之前，美國已有哈佛、耶魯等私立貴族學院引進英國牛津、劍橋具有悠久傳統的精英教育模式。隨後，他們進一步汲取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典精華，在上世紀上半葉興起了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轟轟烈烈的博雅教育改革，將精英的通識教育推向高峰。進而，在時代的推進中又繁衍出今天的普通教育。整個過程中文化、政治和教育理念共同以復雜而緊密的方式施加影響，每一次變革，既是對先前的弊端作出反應，也是對傳統精髓的保守。因此，美國普通教育的成功不是直接到達的，而是經過一條扎根西方文明的迂回道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今天的普通教育也顯然不是普世的終點，其弊端在時間中愈發顯現，明慧之士已經對此有所體察，開始積聚下一次的革新。這才是這種教育帶給文明最本源的生命力和競爭力所在。

如此可見，今天我們所說的“通識教育”不是一個嶄新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如果說我國的通識教育落于人後，絕不是自古落于人後，而只是最近百年的高等教育現代化尚未達成。並且，新中國的大學中它也並非不存在，政治思想教育、第二課堂等也是理論與實踐兼備。這些雖然堪稱上一輩的有效創舉，但時弊已經顯露，現代化之路還在半程。

在中國現代大學的語境中率先提出“通識教育”的有清華大學的老校長梅貽琦先生。1941年他在《大學一解》中試圖匯通古今，寓中國傳統大學精神于現代大學制度。他特別在詮釋大學“新民”之使命中提出了“通識教育”的概念︰

故一則日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救近時過于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于新民之效。……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耒，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通識之授受不足，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原載《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1941年，中國正處于苦難最深重的時刻，梅貽琦先生的宏願在沒有國家軍事和經濟實力保障的基礎上，顯得思慮高遠卻不解當務之急。今非昔比，如今中國的國力得以支撐我們熱議大學“通識教育”改革，梅先生60年前的真知灼見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通識教育”的名稱，更是努力走通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道路的啟示。

本書聚焦在日本的高等教育現代化過程中通識教育（“教養教育”和“一般教育”）的歷史興衰，對今日中國有以下幾點意義︰

一則，現今對于先進範本的美國通識教育已有前輩同仁做了大量細致多面的引介工作，各種原始資料素材對于諸多關心通識教育話題的研究來說相對比較容易接近，無須筆者粗淺贅述。另一方面，歐美先進做法可學，其道路卻不可及。縱使我輩自願棄祖改宗，也實難達到大洋彼岸之正統（這一點本書第六章可以印證）。就通識教育而言，各有各需要瞻前顧後走下去的道路。

二則，日本直到二戰以前，欽慕中華、參與華夏文明演進已久，雖非正統主流，但本源有相當的通融。同時日本也是近代在時間上、地理上最先遭遇西方列強沖擊的東方國家。明治維新所開啟的現代化進程中，教育扮演了發動機的角色。換言之，和我國完全不同的是，當時的日本有條件優先考慮教育的現代化，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相比美國，日本的現代化經驗與我國更切近。另一方面，二戰戰敗使日本喪失了完全的主權和自信後，民族和文化被有意識地西化，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歸化的重要抓手就是大學里的通識教育。不論何種動因，日本對現代大學教育中通識教育實踐的重視，至少比我們早了半個世紀。舉一個鮮明的實例︰1950年左右，《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的許多內容已經被納入日本大學基準文件在全國推行。而在中國大陸，該書的第一個中文譯本是到了2010年12月才由李曼麗翻譯出版，通識教育的議題至今仍沒有上達至政策層面。日本的先行努力是不容忽視的。

三則，筆者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對于日本高等教育的現實有切身體會與認識，對日本百年來的通識教育史料，特別是東京大學的相關史料有些許近水樓台之便。望借此為我國研究者跨越語言障礙，就世界通識教育的有關方面提供一些可資、可啟、可鑒的材料。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我的父母和丈夫徐淵一直以來對我無條件的支持與幫助。還要感謝我在東京大學的導師金子元久教授長期的關懷與細致的指導；感謝清華大學我的導師史靜寰教授在教育學研究的學術道路上給予我非常重要的引領和指點。復旦大學熊慶年教授，清華大學李越教授和李曼麗教授特地抽空對本書提出指導建議，牛津大學（�刈）谷剛彥教授，東京大學白石��、恆吉遍于、小林雅之、山本清、本田由紀、橋本礦市和兩角亞希子，清華大學李鋒亮等師長非常熱心地給予我各方面的幫助與支持，在此一並致謝。還要特別感謝《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主編甘陽老師的提攜與鼓勵，感謝三聯書店的舒煒和馮金紅在編輯出版的過程中費心費力給我諸多建議與關照。最後，向所有在學術上給予我關心、幫助和支持的老師、同仁和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