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銀行：制度、政治和法律

序言
第一章 導論
市場趨勢
行業結構
投資銀行業務
日益分化的專家交易商與一般交易商
結論
第二章 制度理論
產權、制度與政府
非政府機構
政府政策制定、法律與法外合約
結論
第三章 投資銀行的制度理論
信息、創新與產權
信息市場與投資銀行
內部組織
產業組織
結論
第四章 投資銀行的起源
信息交易
制度與法律
商業網絡
早期資本市場
結論
第五章 投資銀行的興盛
商人銀行
法律環境與政治環境
投資銀行的演化
結論
第六章 「自由放任」時期的投資銀行
法律環境與政治環境
技術發展
南北戰爭與零售投資銀行
1873年後的投資銀行家
1873年後的投資銀行
結論
第七章 極權主義與投資銀行
法律環境與政治環境的變遷
立法、監管與投資銀行
產業演化
聯邦政府與摩根士丹利
結論
第八章 現代產業革命
早期計算機技術的發展
早期投資銀行市場結構的變化
實時計算
金融經濟學的革命
全新的人力資本企業
結論
第九章 投資銀行的內部結構
投資銀行的合伙制
股份制投資銀行
結論
第十章 未來是什麽？
大型、復雜的銀行組織
小型、專門的投資銀行
結論

如果1933年《證券法》把政府推入了投資銀行業，那麽它將被賦予充分的正當性。——威廉·道格拉斯

1954年，哈羅德·梅迪納大法官宣稱，「投資銀行對於國民經濟的重要程度怎麽強調都不為過」。這個論斷至今依然成立。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投資銀行都是資本配置的核心環節；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區，它們的重要程度也與日俱增。投資銀行的行為有時頗具爭議，一個世紀以來，它們的業務活動一直受到媒體和政府的審視。

盡管有時看來，似乎每個普通民眾對投資銀行業都有一番看法，但我們對於它的存在仍舊缺乏一個邏輯一致的理論解釋。雖然有大量的歷史文獻考察了投資銀行的發展歷程：法律文獻分析了股票發行與交易的規則；金融和經濟文獻描述了投資銀行家及其客戶的動機，並據此解釋他們開展交易時的機制。但是，幾乎沒有文獻精確地闡釋投資銀行家為經濟生活帶來的變化，而這正是本書的目標所在。

對於上面的問題，現在還不足以用純粹的金融學術語加以回答。眾多的經濟權力通過投資銀行發揮作用，而且，政治家們認定，其中一些權力已不同程度地滲入了各投資銀行。本序言開頭引用的那句話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威廉·道格拉斯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而後短暫地擔任過華爾街律師協會的主要成員——克萊瓦斯公司的首任律師；然後，又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擔任了6年的教授羅斯福「新政」時期，威廉·道格拉斯聲名鵲起；此後，又成為履職時間最長的最高大法官。他的評論反映了當前的一個普遍觀點：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權力過大，投資銀行的證券交易活動也應該被一種新體系所取代，這種體系允許政府更多地介入資源的理性配置。我們知道，羅斯福「新政」的一個關鍵特征就是加強了對金融市場的監管。

正如我們將在本書中看到的那樣，羅斯福「新政」對金融市場的種種控制措施，一經引入就開始受到侵蝕，這一侵蝕過程的最後階段就是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廢止。20世紀末，投資銀行普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知名度和自由度，在許多方面，與20世紀初J．P摩根所享有的待遇不相上下。但是，一如J．P．摩根的遭遇，投資銀行很快就成為監管與政治抵制的對象，這種政治抵制貫穿整個投資銀行業的發展史且反復發生。現在，投資銀行家們又一次被斥為不負責任地濫用權力，其必然結果就是對投資銀行更深入的監管與干預。

如果我們不能理解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道格拉斯及其同人得出了他們的觀點，我們就無法理解投資銀行。為此，我們既需要深入考察投資銀行運行的制度環境，還需要准確界定投資銀行的哪些活動引起了政治家們的關注。立法機構的活動與投資銀行家們采取的應對行動共同勾勒出今日投資銀行業的概貌，同時也影響了英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

本書通過構建投資銀行家的理論解釋框架，提出了以上待解問題，並努力將其置於更為寬廣的社會和法律環境之中。我們希望，這種投資銀行的「制度」分析視角能夠較為清楚地揭示現代投資銀行的演變過程，對解釋投資銀行業的法律和政治屬性有所幫助。但是，這樣做的代價是：我們並非律師或歷史學家，為了寫作本書，我們不得不直面法律和歷史問題。我們無意於在這兩個領域有新的學術建樹，相反，我們希望利用法律和歷史文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投資銀行這個核心經濟機構的運行。

我們衷心感謝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曾提供幫助的人。我們的研究助手Thomas Knull、Qiao Ma、Mary Weisskopf和David Wilhelm給予了出色的支持。我們還要特別感謝Brendan Abrams辛勤的勞動，他跟蹤處理了大量歷史數據，整理編輯了銀行資本化數據。Paul Bennett、Steve Wheeler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檔案部門員工對20世紀投資銀行合伙人的數據整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幫助。我們也還要衷心感謝埃特研究公司的Sang Lee和格林維治合伙公司的Mare Creene為我們提供數據，普林斯頓大學Mudd圖書館的員工為我們提供了哈羅德·梅迪納文集的使用之便，以及證券業協會的幫助。

我們特別感謝Don Chow、Peter Engel、Jim Harris、Shaw Joseph、Mike Mil-lette、Bill Schnoor以及Vice Simone，與他們關於投資銀行實踐的交流信息豐富、啟發甚多。Ed Perkins和Alexander Ljungqvist在核查學術研究史料方面提供了特別幫助。我們最初關於合伙人的思想在與Bruno Biais、Zhaohui Chen、Steven Tadelis、Bharat Anand、Oren Sussman以及Colin Mayer的談話中得以成形；而David Smith對本書歷史材料的初稿給予了非常有益的評論。

最後，在我們忙於寫作該書的過程中，我們的家庭同樣經歷了各種困難，對他們的奉獻，我們深懷感激。我們希望他們會認為，此書值得他們付出。

阿蘭·莫里森小成廉·維爾勒姆
牛津與夏洛特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