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化理論課題,以及對“社會”與“象征”之間關系的嘗試性理解變得問題重重,斯圖亞特‧霍爾所談及的從二元的文化比喻和象征轉型到消解比喻的轉換加劇到極點。這一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大概應屬米根‧莫里斯,她的文化理論書寫了一種模擬的後馬克思主義時代認識論的迷失,一種機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騷動的詩學,不停地回歸到文學研究本身莫測高深的狀態,面臨的是一種課題的不可能性與不可想象的死亡。約翰‧多克爾的《後現代與大眾文化》記錄了文學理論百年走過的歷程,一直到令人眩暈、琢磨不定的20世紀90年代,它就像兩面神的面孔,既有預兆,也有希望,有機會,也可能有終結,有新的未來,也可能有災難,有美夢,也有惡夢。
在現代主義看來,大眾文化是文明的威脅,是導致大眾不分好壞、毫不抵抗地接受一切現狀的罪魁禍首。在《後現代與大眾文化》作者約翰‧ 多克爾看來,現代主義的這種批評是對大眾文化的妖魔化。約翰‧多克爾進而指出,相比于現代主義批評,後現代主義對于理解20世紀以後的大眾文化能夠提供更具啟發性的解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