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閾中的“中國問題”

自序中國問題︰歷史生成與當代視野
導論 哲學範式轉換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新進展
一 研究什麼︰近十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對象的新進展
二 怎樣研究︰近十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法的新進展
三 研究主體︰近十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思維方式的新進展
第一部分 追尋馬克思開闢的哲學之路
第一章 回歸生活世界的馬克思哲學
一 馬克思拒斥形而上學的必要性
二 馬克思拒斥形而上學的最終目的是使哲學回歸現實生活世界
三 馬克思拒斥形而上學所實現的哲學變革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命力之所在
一 學術方法與思想支撐——“讓學術成為思想的風骨”
二 學術思考與時代精神——“讓思想傳遞時代的聲音”
三 學術創新與民族命運——“讓學術造就中華民族的思想自我”
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進展
一 政治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陳出新
二 學術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返本開新
三 政治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學術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良性互動
第四章 馬克思解讀現實問題的方式
一 馬克思以哲學的方式關注現實所實現的哲學觀變革
二 馬克思以哲學方式解讀現實問題的方法與路徑
三 馬克思以哲學的方式解讀現實問題的當代啟示意義
第五章 中國發展需要哲學家的聲音
?一 馬克思開闢的經濟學道路及其啟示
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的歷史貢獻及局限
三 當代中國發展需要哲學家的聲音
第六章 走向直面“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路
一 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
二 直面“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三 深入挖掘“中國問題”的世俗基礎
小結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路徑
——基于政治形態、學術形態與大眾形態相統一的視角
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來龍去脈
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
三 在政治形態、學術形態和大眾形態的統一中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
第二部分 人學研究與“中國問題”
第三部分 能力本位理論與“中國問題”
第四部分 社會層級結構理論與“中國問題”
參考文獻
後記

我是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無論從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最新進展來講，還是從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來看，我越來越感覺到研究“中國問題”的緊迫性、重要性。我選擇“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閾的中國問題”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決不是什麼“內心沖動”的結果，恰恰相反，是我理論興趣和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必然。

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經歷了空前的民族災難和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時代性的中心問題，圍繞這一問題的破解，中國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探索與試驗。自1840年以來，主要有清政府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孫中山領導下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直到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中國革命的面貌才從被動逐漸走向主動。正如毛澤東所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歷史條件，但“中國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中國傳統的社會層級結構依然是中國創新的強大內在阻滯力。

為什麼造成權力的市場化？因為在現存的傳統社會層級結構中，政府權力具有某種管制作用，這種權力不僅掌管、配置許多資源，而且佔有、消耗許多資源。通常，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資源，哪里有資源，哪里往往就有權力的僭越。當下級部門需要上級權力部門配置給自己資源的時候，一些掌握權力的人往往去尋租。說到底，權力的市場化與一些政府的權力至上、權力管制有關。

為什麼中因長期依賴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創新能力顯然與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體性人格不足有關。而這主要是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過于注重對人進行管制、不大注重對人的解放與開發造成的，這顯然與權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傳統社會層級結構有關。這種社會層級結構往往重權力輕能力，重依附輕獨立，重控制輕解放，重模仿輕創新。

為什麼在當代中國“能力本位”常常遭到曲解與誤解？原因之一是對能力的理解大都囿于日常話語，遮蔽了能力的哲學意蘊。能力概念需要超越日常話語，提升到哲學高度來理解。其實，“能力本位”的提出主要是為了揚棄權力至上的原則，淡化先天給定，強化後天作為，淡化外在身份、強化內在實力，淡化琢磨人，強化琢磨事。倡導能力理念，弘揚能力原則，對于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意義重大。有德無能者，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熱發不出光；而有能無德者，往往是能力越大越壞事。為此，迫切需要用能力本位和人力資源開發等先進理念引領社會發展，增強對能力社會建構的牽引力。在我看來，能力理念是當代中國最需要同時也是最缺乏的。

為什麼當代中國人常常出現“能力恐慌”？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深刻地指出，“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既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本領恐慌實質上是一種憂患意識、使命精神和內驅動力，它鞭策我們不斷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本領。不可否認，能力恐慌與官本位的權力運作體制及其對人的管制有關，與不注重解放和開發人有關，與權力高于能力有關。這種管制對社會秩序、國家穩定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但這往往是以犧牲個人能力發展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為代價的。這種官本位的價值觀容易助長那種排斥“人力”服從“天命”的“前定論”、“給定論”和“命定論”，導致民族自主創新能力不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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