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研究

序　我們需要研究世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選題意義
　第二節　國內外研究現狀
　第三節　創新性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五節　本書結構
第二章　澳大利亞國家與語言狀況
　第一節　澳大利亞國情概述
　第二節　澳大利亞的語言狀況
　　一　英語
　　二　土著與海峽島居民語言
　　三　社區語言
　第三節　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發展進程
第三章　同化政策(20世紀初至60年代末)　
　第一節　放任與容忍︰20世紀之前的語言政策回顧
　第二節　限制與同化(20世紀初至60年代末)
　第三節　20世紀初至60年代末語言政策分析
第四章　文化多元政策(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
　第一節　《Grassby報告》
　第二節　《Galbally報告》　
　第三節　《參議院調查報告》　
　第四節　《國家語言政策》(1987)　
　　一　《國家語言政策》的出台
　　二　《國家語言政策》的主要內容
　　三　《國家語言政策》的社會目標
　　四　語言服務政策
　　五　語言規劃機構建設
　　六　《國家語言政策》資助項目
　　七　對《國家語言政策》的基本評價
　第五節　20世紀70－80年代末語言政策分析
第五章　優先化政策(20世紀90年代至今)　
　第一節　《綠皮書》
　第二節　《白皮書》
　　一　《白皮書》的主要內容
　　二　語言規劃機構建設
　　三　《白皮書》存在的問題
　第三節　《澳大利亞國家學校亞洲語言與?究戰略》
　第四節　《國家讀寫能力規劃》
　第五節　澳大利亞21世紀之初的語言政策
　第六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語言政策分析
第六章　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總體分析
　第一節　英語、土著語言及社區語言百年來的政策發展分析
　第二節　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特點總體分析
　第三節　基于語言規劃觀的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發展模型
第七章　結語
　第一節　主要研究內容
　　……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我認識王輝，是在2004年的第四屆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研討會上。

那年的10月16日，有點過節的感覺。各級領導、語言學界的專家學者、語言文字工作者、歐盟的朋友濟濟一堂，在人民大會堂雲南廳慶祝我國普通話水平測試開展10周年、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成立20周年、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成立10周年，並舉行第四屆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之後移師中國傳媒大學，社會語言學學術會議繼續召開。

會議期間，周玉忠教授和王輝送給我他們主編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理論與國別研究》。這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語言規劃論文集，雖然他們供職的寧夏大學，地處人們心目中的西鄙之地。王輝當時還提出了跟我讀博的要求。我當時就同意他報考，因為我當時的學術興趣已經放在了語言規劃上，我也希望為西部的發展盡微薄之力。2006年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南開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招收了四名博士研究生︰王輝、王春輝、于輝、李英姿，人稱“一英三輝”，事情還真有這麼湊巧的。

王輝選擇澳大利亞的語言政策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我很贊成。澳大利亞語言資源十分豐富，多元文化和睦共處，語言生活比較和諧，語言規劃理念有獨到之處，語言政策較為開明，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王輝邊工作邊讀博，還肩負著家庭重擔，他能夠按時完成博士論文，得益于熟練的英語、籠天罩地的互聯網和澳大利亞的學術朋友，這些使他能夠得到較為充足的研究素材，使他身在中國而能眼觀澳洲。今年春節過後，王輝應邀同我一起訪問澳大利亞，親身感受那里的地理人文，實地考察澳洲的語言政策和語言生活，這對于論文的修改大有裨益。而今，得知王輝的博士論文即將付梓，我自然是很高興。

王輝的博士論文《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研究》，全面研究了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的發展變遷。1788年白人踏上澳洲這塊土地，到1901年澳大利亞建國，澳大利亞還沒有明確的語言政策，是“放任性的”。建國之後的澳大利亞實行“白澳政策”，對有色人種及其語言采取歧視態度，土著人民及少數族群的語言受到強烈排斥和嚴格限制，造成了當地語言的大量瀕危和消亡。在上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就改變了英語同化政策，但是直到2008年2月13日，陸克文總理在國會才正式向土著人民道歉。1970年—1990年，是澳大利亞語言政策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實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要保護和開發澳大利亞的語言資源，每個公民除了英語之外還要學習另外一種語言，要用客戶能夠理解的語言提供服務，要支持土著語言和海峽島語言。1990之後，澳大利亞要求優先發展學生的英語讀寫能力，以保證英語的官方地位。促進對漢語、日語、印尼語和韓語等亞洲語言的學習，加強同亞洲主要國家的交流能力。此期的語言政策，主要通過語言教育規劃來體現，側重于英語的優先地位，側重于語言的經濟價值，側重于同亞洲發展關系。

澳大利亞100多年的語言政策，王輝把它梳理為“放任政策”“同化政策”“文化多元政策”和“優先化政策”四個階段，並從語言問題、語言資源、語言權利等角度分析澳大利亞語言政策制定和變化的動因。王輝還概括出了語言權利、語言資源和語言問題這三種意識的強弱與政府采取何種語言政策的關系，比如︰當側重于把語言看作問題時，政府傾向于采取語言同化政策；當語言資源、語言權利的意識較強時，政府傾向于采取多元化政策以均衡各語言間的關系；當這三個方面都受到重視時，政府傾向于采取“優先化”的語言政策。

這種對應關系，提供了分析各種語言政策的框架。世界各國的語言政策有同有異，也許不一定都能裝進這一框架中，在利用這一框架對世界不同類型的語言政策進行分析時，當然應當對這一框架進行修正。提出這一框架的意義，就某種意義而言，或許不在于其解釋力有多強，而在于通過澳大利亞這一個案的研究抽繹出規律性框架的努力，以及嘗試利用這一框架去觀照世界語言政策的理論意識。

《禮記.學記》說，“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認為可以“教學相長”。在本科教學和研究生教學的生涯中，我深深體會到《學記》的這些見解是多麼的深刻。近些年來，我的多位博士研究生做語言規劃方面的論文，在指導他們論文的過程中，我也開闊了眼界，深入思考了不少問題，獲取了許多“教益”(因教學而得到的收益)。王輝的論文使我對澳大利亞的語言政策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並強烈感受到︰我們需要研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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