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關于解構主義的理論著作,集中反映了1980年代身處後現代思潮旋渦中的作者在日本語境下對“解構”方法的獨特思考。柄谷行人通過對兩個代表人物即維特根斯坦和馬克思的創造性闡發,提煉出“相對的他者”和“社會性的外部”等重要概念,為解構主義批評乃至後現代思想建立了穩固的理論基礎。這對日本知識界從根源上認識和理解發源于西方的作為批判理論的解構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天看來,《作為隱喻的建築》無疑已然成為日本批評史上紀念碑式的作品。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庫縣尼崎市。早年就讀于東京大學經濟學本科和英文科碩士課程。畢業後曾任教于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和近畿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和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榮休。是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著名理論批評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種。代表作有《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走向世界共和國》等,2004年岩波書店出版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
目錄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1992年)
第一部 制造(making)
1.對建築的意志
2.形式的定位
3.建築與詩
4.自然城市
5.結構與零
6.自然數
第二部 生成(Becoming)
7.自然語言
8.貨幣
9.自然腦
10.分裂生成
11.存在
12.哲學的形式化
第三部 教與賣(Teaclling&Selling)
13.唯我論
14.教的立場
15.作為隱喻的建築
16.關于規則
17.社會和共同體
18.語言學轉向與我思
19.賣
20.商人資本
21.信用
後記
譯後記
《柄谷行人文集》編譯後記
英文版序言(1992年)
第一部 制造(making)
1.對建築的意志
2.形式的定位
3.建築與詩
4.自然城市
5.結構與零
6.自然數
第二部 生成(Becoming)
7.自然語言
8.貨幣
9.自然腦
10.分裂生成
11.存在
12.哲學的形式化
第三部 教與賣(Teaclling&Selling)
13.唯我論
14.教的立場
15.作為隱喻的建築
16.關于規則
17.社會和共同體
18.語言學轉向與我思
19.賣
20.商人資本
21.信用
後記
譯後記
《柄谷行人文集》編譯後記
序
本書的第一個版本,完成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我既與建築毫無關聯,也沒有什麼建築師朋友。因此,在我寫作《作為隱喻的建築》時,這也僅僅只是“作為隱喻的建築”,我是將此作為哲學或文學批評來寫的,做夢都沒想到建築師會閱讀它。
但令我驚訝的是,建築師磯崎新高度評價了我的論文,並把它推薦給了美國建築師彼得‧埃森曼。後來,他們邀請我擔任1991年至上世紀末10年間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名為ANY的建築師國際會議的常任會員。我的書還作為建築理論系列的第一本由MIT出版社出版發行。我因此突然間結交了國內外眾多建築師。我多少了解了些現實建築方面的知識,就是在這以後。
但再說一遍,在寫《作為隱喻的建築》時,我並未對建築作任何具體的思考。我只是對城市規劃有些興趣而已。實際上,我在本書中列舉的建築師或建築批評家僅有兩人。他們是《城市不是樹狀結構》的作者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以及《城市經濟學》的作者簡‧雅各布斯。他們都對城市規劃( planning)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們的著作超越了建築或城市設計問題,引起了我哲學的、政治學的興趣。
建築自古有兩個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宮類的廟堂。一方面是個人的,另一方面則是國家的。這兩極至今猶存。比如建築師從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開始建築紀念性建築。與此相比,城市設計又怎樣呢?在一定意義上,它處于住房與廟堂兩極的中問。
城市設計不同于住房建築之處在于,它把建築看作是多個住房或建築相關聯的整體,即建築在此是“社會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規劃也不同于紀念性建築。後者象征著國家以及祭祀的權力,而城市規劃則是“社會性”的。盡管如此,城市規劃往往從相同于紀念性建築那樣的國家視角進行,即它整體被“自上而下”地計劃、控制著。
亞歷山大數學式地揭示了人工設計城市相對于自然成長城市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基于規劃的城市都是“樹狀”結構,與自然成長的城市相比它過于簡單,因而生活于這樣的城市中的人們容易患上分裂癥。
當然亞歷山大並非反對規劃本身。他只是批判了僅僅依靠理性來設計社會的傲慢而已。規劃是必要的,因為沒有規劃,城市會出于資本利益而肆意開發。規劃是必要的,同時對其進行“批判”即認識到其局限也不可或缺。亞歷山大和雅各布斯分別為我們指明了這一點。相對于亞歷山大的抽象理論,雅各布斯作出了具體的實踐。
……
但令我驚訝的是,建築師磯崎新高度評價了我的論文,並把它推薦給了美國建築師彼得‧埃森曼。後來,他們邀請我擔任1991年至上世紀末10年間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名為ANY的建築師國際會議的常任會員。我的書還作為建築理論系列的第一本由MIT出版社出版發行。我因此突然間結交了國內外眾多建築師。我多少了解了些現實建築方面的知識,就是在這以後。
但再說一遍,在寫《作為隱喻的建築》時,我並未對建築作任何具體的思考。我只是對城市規劃有些興趣而已。實際上,我在本書中列舉的建築師或建築批評家僅有兩人。他們是《城市不是樹狀結構》的作者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以及《城市經濟學》的作者簡‧雅各布斯。他們都對城市規劃( planning)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們的著作超越了建築或城市設計問題,引起了我哲學的、政治學的興趣。
建築自古有兩個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宮類的廟堂。一方面是個人的,另一方面則是國家的。這兩極至今猶存。比如建築師從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開始建築紀念性建築。與此相比,城市設計又怎樣呢?在一定意義上,它處于住房與廟堂兩極的中問。
城市設計不同于住房建築之處在于,它把建築看作是多個住房或建築相關聯的整體,即建築在此是“社會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規劃也不同于紀念性建築。後者象征著國家以及祭祀的權力,而城市規劃則是“社會性”的。盡管如此,城市規劃往往從相同于紀念性建築那樣的國家視角進行,即它整體被“自上而下”地計劃、控制著。
亞歷山大數學式地揭示了人工設計城市相對于自然成長城市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基于規劃的城市都是“樹狀”結構,與自然成長的城市相比它過于簡單,因而生活于這樣的城市中的人們容易患上分裂癥。
當然亞歷山大並非反對規劃本身。他只是批判了僅僅依靠理性來設計社會的傲慢而已。規劃是必要的,因為沒有規劃,城市會出于資本利益而肆意開發。規劃是必要的,同時對其進行“批判”即認識到其局限也不可或缺。亞歷山大和雅各布斯分別為我們指明了這一點。相對于亞歷山大的抽象理論,雅各布斯作出了具體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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