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儒學論 第2版

序
一、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
二、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表現
三、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
四、“天地君親師”的起源
五、錢穆與新儒家
六、現代儒學的困境
七、群己之間——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兩個循環
八、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

本書收集了論現代儒學的文字共七篇，所以全書定名為((現代儒學論》。

我出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十來年，沒有趕得上當時反傳統、反儒家的潮流。1937_1946年，我在安徽潛山縣鄉居凡九年。那是一個風氣閉塞的傳統農村，儒家文化雖已處于十分衰落的狀態，但仍然支配著日常的社會生活；一切人倫關系，從婚喪禮俗到歲時節慶，大體上都遵循著儒家的規範而輔之以佛、道二教的信仰和習行。所以對于我個人而言，傳統儒家文化並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研究的對象，用人類學的套語說，我曾是這一文化的內在參與者。1946年以後，我才開始接觸到“五四”時代反傳統、反儒家的論述，包括陳獨秀、吳虞、魯迅等人的作品，和更早而破壞力也極大的譚嗣同的《仁學》。今天事過境遷，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反傳統、反儒家的知識分子最初也都是內在參與者；他們從參與走向反抗，終于造成反傳統、反儒學的大動蕩。他們的反抗確有其生活經驗的內在根據，並非來自純智性的反思，因此也不是客觀研究所能化解的。從清末到“五四”，中國知識分子特別為“個人自主”的觀念所吸引，這雖然是從西方傳來的思想，但也由于明清社會思想中已逐漸發現了個人之“私”(與“公”相對)的重要性。“吃人的禮教”的口號之所以能激動許多知識分子的心靈，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所以若專從中國思想史的內部發展著眼，晚清至“五四”的反儒家運動也未嘗不和魏晉時期“名教與自然”的爭議有一脈相通之處。章炳麟表揚王充、劉師培提倡鮑敬言，以及魯迅欣賞嵇康，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貫穿著一個本土的思想轉向，即個體自由要求沖決群體秩序的網羅。嵇康《難自然好學論》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晚清至“五四”的知識分子中便有不少人是抱著與嵇康相同的想法的，不過他們反儒學已不再歸宿于老莊的自然，而是被更具解放力的西方個人意識吸引過去了。

但是內在參與者的生活經驗各有不同，並不是所有的參與者都必然會成為反抗者。蕭公權(1897—1981)晚年回憶他在1920年赴美留學前夕的思想狀態，說︰那時照舊法計算，我已經24歲了。因為我生長在一個舊式家庭里面，又養成了高度書呆子的習性，雖然面對著一個新時代(一個政治、社會、文化都在動蕩的時代)，我好像是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豈但不關心，在思想上甚至趨于“反動”。我批評提倡白話文學者的言論，認為過于偏激。我不贊成“打倒孔家店”，認為反對孔子的人不曾把孔子的思想與專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分別去看而一概抹煞，是很不公平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真是不識時務，但我不能承認我的看法毫無理由。(《問學諫程錄》38頁)這不過是“五四”時期許多例子之一，說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在政治、學術各方面心安理得地接受現代西方的新觀念和新價值，但在立身處世方面卻仍守儒家的舊義不變。

“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基本取向是求變求新，而“變”與“新”的標準則是由現代西方提供的，因此“現代化”和“西化”有時幾乎已成為同義語。但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內部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分裂。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所造成的主流文化之外，西方出現了一股巨大的反主流的思潮，西方的分裂立即波及全世界，在以前追求“西化”的非西方地區，都有反西方的西化勢力隨之興起。 以前各民族的西化運動大體上是緩和的，漸進的；知識分子對于本土的傳統雖采取批判的態度，卻仍在理性討論的範圍之內。但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則與革命暴力結了不解之緣。二十世紀的中國便恰好完整地經歷了這兩個階段的“西化”。(關于西化和反西方的西化，可看Theodore H von Laue，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theTwentieth Century in Global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949年為分水嶺，前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向慕西方主流文化，所以“民主”與“科學”成為“五四”新思潮的兩大綱領。後半個世紀則是反西方的西化在中國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在這兩個階段中，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所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在前一階段中，領導西化運動的主要是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並沒有權力可以禁止種種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議論。“打倒孔家店”和闡揚儒家的人仍然可以並存，在社會影響上彼此也往往互相制約。

以上一段簡短的歷史回顧，對于今天關懷儒學重建的人是相當緊要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無論是反對或同情儒家的知識分子都曾是儒家文化的參與者，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中都滲透了不同程度的儒家價值。因此他們之間的爭論決不僅僅是純理論層面的問題。我們今天讀《吳虞日記》(1984年出版)，看到他和他的父親之間的激烈沖突，在《日記》中竟稱之為“老魔”，便不會奇怪他為什麼要寫《非儒》、《吃人與禮教》那些文字了。相反地，蕭公權的父母早逝，卻受大家族制度之惠，由伯父母等撫育成人，他當然不能贊同“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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