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師高陽李玄伯先生（諱宗侗），是我國第一位兼跨古代史與文化人類學的學者。他十八歲負笈法國，人里昂大學讀書，又在巴黎大學深造。1924年返國執教于北京大學及中法大學，當時法國的古史專家古朗士，將民俗學知識引用于希臘古代史，獲得豐碩成果。玄伯師借用這一種研究方法，探討中國古代文化的一些現象，為中國古史研究新闢了蹊徑，例如他從寒食易火的風俗，與古人崇拜“火”的觀念中，取得民俗信仰的新解。
玄伯師的另一貢獻，則是對于古代姓氏字源的研究。當時的民族學，于“圖騰”一詞，極多解釋。玄伯師雖然也用圖騰觀念，考察“姓”的本質，他實際著力之處，則是古文字學、語音學與古代地理各方面的綜合整理。根據古代族姓分合，得到合理的解釋。在這一工作的另一層面，則是“姓”與“氏”的結構與相應的功能，玄伯師在這一重要課題，厘清了不少自古相傳的誤解，同時，他對性、姓、命、祖、祖之所自出……等名詞的闡釋，都有精闢的見解，為這些抽象的名詞找到了古代的原義。
玄伯師對于古代國家的性質，先是受古朗士希臘城邦研究的啟示，提出了相應的理論，後來則從大量古代文獻中的資料，抽繹中國古代國家的演變過程。
古代史是玄伯師早期研究工作的重點，除古代史以外，他在中國史學史的領域也有著全盤的考察，將各種歷史的體例及其演變，理清了其特質與來龍去脈。他的《中國史學史》，綱舉目張，對于中國各種史籍的特質與演變的譜系，均有交代，至今我們還未有更為完整的著作足以取代他的大作。
玄伯師是名門之後，他的祖父是同光間的名臣李鴻藻，帝師宰相，一時人望。家學淵源，于晚清歷史，見聞淵博，是以玄伯師研究清史，常有一般學者未能想到的觀點。他家藏資料十分宏富，在治史的同時，也常常兼論一些珍本典籍的傳承，毋寧說在版本學的領域，也有不少貢獻。
高陽相國是北方士大夫的領袖，政治立場比較保守；李鴻章則是洋務運動的領袖。高陽合肥，雖不同氣，但是，玄伯師對李鴻章主持中俄交涉的過程，有極為細密的研究，其論人論事，一秉史家的公正，並不因先人的愛憎而有偏頗。
玄伯師于1926至1933年擔任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秘書長，當時接收清宮文物，一切皆屬創舉，並無前例可循。玄伯師盡心盡力，規劃博物館體制，巨細靡遺。那時北方的國民黨領袖李石曾是玄伯師的叔父，與另一領袖張人杰之間，頗有權力之爭。由此而與故宮盜寶案的冤案，玄伯師受池魚之殃，因此離開故宮。這一冤案，凡知道當時情形者，都為玄伯師抱屈。然而玄伯師從未為自己辯白。數十年後，我們在玄伯師課後侍座時，有同學請問此事始末，先師還是淡然一句︰“事已過去，也不必再論那些人的是非了。”故宮文物南遷，先師任上，已經著手。這一寶藏能夠未經劫難，先師于有功焉。1948年，故宮文物遷運台灣，先師又協助清點整理，設立“故宮博物院”，安頓國寶。其間玄伯師、李濟之師二人均出力不少。在先師遺著中，亦有論述故宮的文章，玄伯師行文敘事，卻未有絲毫談到自己的勞苦，也未對于昔日冤案有所辯白。玄伯師為人忠厚寬容，于儒家恕道，身體力行，數十年如一日，至堪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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