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自序 / 1
怎樣讀《資治通鑒》？ / 1
《資治通鑒》的思想史讀法 / 10
認識《資治通鑒》的幾個關鍵問題 / 22
從“通”“鑒”二字談如何讀史 / 41
再談屈原為什麼沒有出現在《資治通鑒》中？ / 56
我們為什麼讀《資治通鑒》 / 68
《資治通鑒》文本的內外語境
——兼說《通鑒紀事本末》的體裁障礙 / 93
司馬光施政理念在歷史編纂中的表達
——從《資治通鑒補》對原作的改動說起 / 122
秩序至上還是君主至上？
——司馬光政治觀念再解讀 / 160
司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 / 181
王安石和司馬光，到底誰更懂經濟？ / 193
一個曹操，各自表述 / 198
德政，是一種治理模式 / 208
凡是教學都應該給予方法 / 226
《資治通鑒》Q&A / 234            
 

這些年來我所從事的工作，無論教學、科研，還是文化推廣活動，幾乎都緊緊圍繞著《資治通鑒》展開，積累了一些文字內容。今年恰逢司馬光誕辰一千周年（1019—2019），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約我出一本紀念性的集子，於是有了這本小書。

全書收羅的十五篇文字，或是根據我的演講整理而成，或是發表在報端、期刊的舊文，或是各類媒體的訪談摘要。因此，這本小書也就成了關於《資治通鑒》的“雜文”集。十五篇文章被分為三組。第一組五篇文章重在推介、普及，介紹了《資治通鑒》編修的基本情況，如何選擇閱讀版本，以及現代人閱讀這部著作最應該注意的問題是什麼。這一組文章應該可以幫助初學者，或非專業讀者找到門徑。第二組五篇文章，是比較專業的學術論文，或曾發表在期刊上，或是為學術會議而準備，集中體現了我這幾年對《資治通鑒》所作的學術層面的思考。其中也有思考未盡，有待日後充實的。

比如《司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在這篇文章裡，我指出了司馬光思想中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他在主張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同時，主張對軍人、宦官實行嚴格的資序管理。但寫作此文的時候並沒有找到理解這一矛盾的路徑。這次看校樣時忽有思緒，考慮到儒家對“學”的功能一貫重視，並承認由“學”而導致的階層流通的合理性，那麼這個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類似這樣的缺漏，本次結集來不及彌補了，只能另行撰文完善。

以上兩組文章，儘管最初是針對不同讀者或聽眾群體的，但試圖表達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主要在於揭示《資治通鑒》的文本特徵。不僅初學者或非專業讀者，不太容易分得清歷史和被書寫的歷史之間的區別，很多專業學者也時常會忽視《資治通鑒》作為文本的特徵。這兩組文章，從各個不同角度闡述了同一個主題：在編纂《資治通鑒》的過程中，無論是對史料的選擇、剪裁、編排還是解釋，作者都帶有鮮明的立場和目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套被講述的歷史，並不是歷史的全部，更不是歷史本身。在傳統史學領域中，無論多麼經典的文本，都帶有這個特徵。越是經典、偉大的史學作品，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一定是某種思想的產物。這就需要我們回到審視作者立場、時代背景，檢核、比較史源等角度，對該著作進行全面解剖。

我在學校給本科生開設通識教育課程“《資治通鑒》導讀”，也是按照這個思路設計整體框架和內容細節的，可以說是我這幾年研究《資治通鑒》的關注焦點所在。第一組中有一篇《〈資治通鑒〉的思想史讀法》，是根據多年前我給本科生的一次講座整理而成的。那時候我剛開設“《資治通鑒》導讀”不久，這篇演講稿基本上能代表我早期的基本看法。同一階段，我撰寫了《〈資治通鑒〉文本的內外語境》這篇學術論文，發表在《學術研究》上，以《資治通鑒》中拓邊與安內思想主題為例，分析了作者是如何通過選擇、剪裁、編排史料達到自己的論說目的的，以及這種論說目的和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有何聯繫。通過這些工作，我把《資治通鑒》置入一個具體的產生背景，既有思想史意義上的背景，也有斷代政治史意義上的背景，試圖還原這個文本形成的動因與過程，以期獲得更多文本背後的資訊。

第三組五篇文章，其中第一篇談司馬光和王安石經濟思想的差別，也是根據我的一次演講整理而成，囿於本人的經濟學知識，可能會有些不全面、不確切的表達。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即以往很多研究者簡單地以懂不懂經濟來區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觀點，是有失偏頗的。這組裡的《一個曹操，各自表述》一文，是全書中唯一一篇與《資治通鑒》沒有直接關係的文章。之所以把它收錄進來，是因為這篇文章的主題，同樣在於解析歷史寫作是如何被利用的。同一個人物、同一個事件（在這篇文章裡是與曹操相關的歷史故事），在不同背景、立場的歷史寫作者筆下，如何變得色彩各異，甚至截然相反。文中被用來分析的故事雖多出自《三國志》或裴松之注，但所揭示的問題、想要表達的核心觀點，與前兩組文章形成強烈的呼應，即只有把歷史記載看作文本，而不是歷史本身（它甚至不是史料），才能撥開迷霧看透本質。

希望這篇“番外”，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書的主題，即無論是《資治通鑒》，還是其他傳統史學經典，都有作為文本的特徵。這一組裡餘下的三篇，兩篇是訪談，一篇是在新媒體上和初學者、非專業讀者的互動答問。其中《凡是教學都應該給予方法》這篇訪談是近期的，重點介紹了幾經改革後的“《資治通鑒》導讀”這門課程的主導思路，與代表早期想法的《〈資治通鑒〉的思想史讀法》一文相比，有不少更新，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對比著看。互動問答系列，有針對性地回答了一些初學者與業餘文史愛好者經常碰到的問題，希望有所幫助。

經與出版社負責人與主要編輯人員商量後，我們決定把書名定為《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鑒〉》。主標題“稽古至治”四個字，采自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原文，但在字詞的用法上有所變化。司馬光的原文是：“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編纂《資治通鑒》的本意，在這幾句話裡表達得非常清晰，是希望歷史借鑒對達成至治有所助益。用“稽古至治”四個字來概括司馬光修書的本意，應該是合適的。但在司馬光的原文中，“至”是一個形容詞，圓滿、極致之意。以“稽古至治”來濃縮司馬光的思想時，把“至”字變成了動詞，取到達之意。唐太宗《答魏徵上〈群書治要〉手詔》：“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這裡的“致治稽古”和我們想表達的意思更接近，且“致”字更有強調達到之過程的含義。但幾經斟酌，我們認為還是取司馬光原表中的文字更妥當。
 
我不知道把寫給初學者、普通讀者的文字和專業學術論文集合在一起，是不是一種合適的做法。學術研究的專精化、細分化，早已使得學者們非常重視學術討論的門檻、邊界。在多數學者眼裡，學術研究和文化普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在歷史學界情況也是如此。

專業的歷史學者都會思考“歷史學是什麼”的問題，我們討論歷史學的本質、研究歷史文本、探索歷史研究的技藝，但已經很少考慮“歷史學的功能是什麼”了，尤其是它的社會功能層面。我認為，“歷史學是什麼”這個問題，應該包含“歷史學的本質是什麼”和“歷史學的功能是什麼”兩個側面，兩面是相互依存的。

比如在編纂《資治通鑒》的時代，人們相信歷史借鑒具有輔助政治的功能，這種認識影響了人們定義何為史學，如何修史。而在今天，現代史學作為現代世界的一部分存在於人們認知工具體系中，在現代學科發展趨勢的推動下呈現出越來越專精的特點。在學者群體中，歷史學的功能也越來越局限於學術高牆之內。但這並不妨礙歷史仍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被社會各個層面運用著。一門學科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社會功能。專業的歷史學者，真的能置歷史學的社會功能於不顧嘛？如果我們承認歷史觀與世界觀、價值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那麼當扭曲的歷史觀塑造出扭曲的世界觀、價值觀，並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之後，歷史學者這個群體應該負怎樣的歷史責任呢？

權把這本小集子當作一種嘗試吧，我試圖用它來展示如何把學術思考貫穿進文化普及領域，如何讓歷史學的專業研究顧及歷史學的社會功能，讓具備不同知識基礎的讀者各有所得。至於這麼做是否合適，能不能成功，有待於實踐的檢驗。
姜鵬
2019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