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哲學史.4 (全二冊)

希臘哲學史.4 (全二冊)
定價:780
NT $ 679
 

內容簡介

《希臘哲學史》第四卷研究後亞里士多德至公元529年最後一個雅典學園被解散為止的晚期希臘哲學。時間跨度達八百多年,它覆蓋兩個歷史階段(希臘化和羅馬帝國)及一個過渡期(希臘古典時代的終結與希臘化的起始)。歷史的轉折正好也是希臘哲學的轉向期,即從迷戀“為什麼”、“是什麼”到追求“為了什麼”的重大轉折期。希臘化和羅馬帝國時期,各個哲學派別無不以求得心靈的平靜和個體的安寧為目標,而且它突破學派界線,貼近當時處境下的公民大眾。所以,研究晚期希臘哲學的語境,或者說“關聯域”決不是某種外在的添加,而是內容本身的構成部分。
 

目錄

序言
緒論
第一節 環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
一 環地中海東部文化的演進
二 環地中海文化中心西移希臘和羅馬
第二節 希臘羅馬本土政制與文化的走向
一 馬其頓與希臘︰兩種政治理念的沖突
二 亞歷山大與希臘化
三 政制的“東方化”︰君主與帝國
四 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交融
第三節 晚期希臘哲學的轉向與特征
一 從“為什麼”,“是什麼”轉向“為了什麼”
二 從求“真”轉向求“善”
三 從處世哲學走向宗教信仰
第四節 晚期希臘哲學的史料
一 晚古時代的匯編、綜述和注釋
二 現代學者的校勘、整理和編纂
三 工具書
四 現代學者的著作和論文集
第一編 伊壁鳩魯學派
第二編 斯多亞學派
第三編 懷疑派
第四編 普羅提諾與新柏拉圖主義
第五編 希臘哲學與早期基督教
附錄
後記
 

1983年,我們四個人——我和範明生、陳村富、姚介厚(按年齡順序)共同商定︰由我們承擔編寫四卷本《希臘哲學史》的任務。現在,2008年,經過將近四分之一世紀——25年的風風雨雨,第四卷終于和讀者見面了,了卻了我們的心願,也可以來談談我們的想法︰我們為什麼要編寫這樣一部四卷本的希臘哲學史?我們打算如何寫這樣的哲學史?回顧一下我們是怎樣走過來的,向讀者作個說明和交代,謹請批評指正。



事情要從1978年說起。

1978年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偉大的轉折點。“文革”結束,廣大中國人民從這場史無前例的、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拖到崩潰邊緣的浩劫中覺醒過來,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辯論。大多數知識分子認識到必須恢復和重建中國的文化思想,必須批判長期束縛我們的閉關鎖國的極左思潮,真正實現“四個現代化”,走向世界,使我們能在現代化世界中恢復應有的大國地位。鑒于當時對于實踐標準問題有不同意見發生爭論,黨中央由葉劍英同志提出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理論問題討論會,這樣就在1978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出面主辦“全國科技界實踐標準理論問題座談會”。

我還清楚地記得︰1981年5月,三位北大同學範明生、陳村富、李真到《人民日報》理論部來找我。他們找我不是討論實踐標準問題,而是談希臘哲學,因為他們知道我已經決心回頭學習和研究希臘哲學了。範明生原是清華大學哲學系學生,1952年院系調整時並入北大哲學系,1955年畢業;他的畢業論文是由任華教授指導的,是對柏拉圖的對話的研究。畢業以後,歷經坎坷,後來終于在1979年從武漢大學調回上海,在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工作。這時候他大概正在醞釀《柏拉圖哲學述評》的寫作,那是他在“文革”期間被迫當“逍遙派”的研究成果。陳村富是1955年考入北大哲學系的。他們那一班被稱為是幸運的,因為那兩年正是中央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重視科學和知識,他們認認真真念了兩年書。1960年畢業,當了任華先生的研究生,專門研究古代希臘哲學。李真比陳村富晚一年入學,他1962年畢業的時候已經風雲突變了。他們三位都特別喜歡古代希臘哲學,尤其是對柏拉圖的《對話》有共同的興趣,這主要是受了北大哲學系任華教授的影響。

寫到這里,應該對任華先生作點簡要的介紹。原來清華大學哲學系在抗日戰爭以前,有金岳霖先生和沈有鼎先生師生兩代主;持符號(數理)邏輯的教學研究,有馮友蘭先生主持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卻缺少西洋哲學史的教授,只能請北大、燕京的教授來兼課。因此決定選擇自己的畢業生任華先生專門培養,送到美國留學,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回到清華,擔任西洋哲學史教授。他是一位從古代希臘羅馬一直到現代西方各個流派的哲學思想多有研究,能講授專業課程,並通曉古代希臘、拉丁、英、德、法等多種語文的教授。可是他回國以後,很快迎來北平解放;1952年院系調整時和清華教授一起並入北大哲學系,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沒有講課和研究寫作的權利。任華先生在西方哲學史教研究室主持史料的翻譯和編纂工作,在他的領導努力下,由北大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的“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古希臘羅馬哲學》、《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和《十九世紀俄國哲學》等書的出版,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的整整一兩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了解和學習西方哲學的重要精神食糧。1956年為了落實“雙百方針”,可以讓哲學系的老教授上台講課了,第一位登台的便是任華先生,他講的“西方哲學史”博得學生熱烈歡迎。但從1957年“反右”後,1958年上半年又發動了批判“白專道路”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運動。任先生是位謹小慎微的人,只能一再檢討“是我的錯”。1962年風向又變了,重提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當時為了批判蘇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要加強理論根據,在中央黨校成立一個“統編教材辦公室”,調集優秀教師編寫文、史、哲教材,又選定任華教授擔任《西方哲學史》的主編。可是這部教材還沒有完全定稿,風向突變,只好中斷。“文革”開始,任先生和北大許多教授一樣,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批斗。任先生經歷了這樣起伏打擊以後,精神上已經崩潰了。任先生的日常生活完全是由他夫人料理的,1973年他夫人因病去世後,子女又下鄉插隊勞動,他生活得非常艱難,終于老病憂郁。這樣一位精通西方哲學的前輩學者,陳村富說“正是任華教授引導我走入希臘的智慧大門”,卻只能這樣默默地抱憾離去。我們在這里花點筆墨記下他,既表示我們對他的崇敬和哀思,也想告訴後來的學者︰在當時的環境里,像任先生一樣,不能施展才能而埋沒一生的學者是為數很不少的。所以,必須珍重學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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