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教授在本書的前言中寫道:「在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前夕,本書以『批判與啟蒙』為主題面世,對於我具有特別的意義。多年來,我致力於實踐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義』,並在一些文章中努力推動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但如此集中地將自己這方面的文章作為一個專題彙集起來還是第一次。」
作者介紹
鄧曉芒:1948年生,湖南長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即下放農村當知青,10年後回城當搬運工。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攻讀西方哲學史研究生,1982年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2010年起改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長期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和研究,旁及現代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中西哲學和文化比較、文藝理論和文學評論等,並積極介入社會批判和熱點問題,創立了「新實踐美學」和「新批判主義」。
目錄
上篇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一、一個原則:自否定
二、雙層視角:抽象繼承法和具體批判法的統一
三、雙重標準: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必須把傳統文化批判推進到新的層次
一、儒家文化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
二、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其實是“百家爭寵”
三、要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模式
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象學還原
一、什麼是“現象學還原”?
二、對中國傳統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現象學還原
三、中國傳統文藝和語言流變中的現象學還原
中國道德的底線
一、解題
二、中國道德的內涵
三、中國道德的等級
四、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五、如何提升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六、結論
從康得的道德哲學看儒家的“鄉願”
一、儒家的結構性偽善人格
二、康得的道德哲學對儒家的“休克療法”
三、如何看待人性中的“根本惡”
關於道家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
中篇
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
一、對前兩次啟蒙的反思
二、第三次啟蒙的特點
三、第三次啟蒙的任務
四、結語:啟蒙的未來前景
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
一、啟蒙無需監護人
二、啟蒙需要“言行的某種不一致”
三、啟蒙不是一勞永逸的
啟蒙的進化
一、從蕭萐父先生的啟蒙思想談起
二、明清之際中國“啟蒙”的缺陷
三、當代中國啟蒙需“逆流而上”
西方啟蒙思想的本質
一、西方的啟蒙概念
二、文化的自我反省
三、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
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一、新保守主義對五四精神之疏離
二、新批判主義對五四精神之繼承
三、新批判主義對五四之反思
四、總結
下篇
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分歧
思想中的學術與學術性的思想
當代知識份子的身份意識
一、知識份子的身份演化
二、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情結”
三、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自我革新
評劉小楓的“學理”
一、引子
二、何種政治常識?
三、何謂“人民主權”?
四、劉小楓政治學的“叢林法則”
五、擔綱者及其“精神內傷”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一、一個原則:自否定
二、雙層視角:抽象繼承法和具體批判法的統一
三、雙重標準: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必須把傳統文化批判推進到新的層次
一、儒家文化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
二、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其實是“百家爭寵”
三、要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模式
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象學還原
一、什麼是“現象學還原”?
二、對中國傳統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現象學還原
三、中國傳統文藝和語言流變中的現象學還原
中國道德的底線
一、解題
二、中國道德的內涵
三、中國道德的等級
四、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五、如何提升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六、結論
從康得的道德哲學看儒家的“鄉願”
一、儒家的結構性偽善人格
二、康得的道德哲學對儒家的“休克療法”
三、如何看待人性中的“根本惡”
關於道家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
中篇
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
一、對前兩次啟蒙的反思
二、第三次啟蒙的特點
三、第三次啟蒙的任務
四、結語:啟蒙的未來前景
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
一、啟蒙無需監護人
二、啟蒙需要“言行的某種不一致”
三、啟蒙不是一勞永逸的
啟蒙的進化
一、從蕭萐父先生的啟蒙思想談起
二、明清之際中國“啟蒙”的缺陷
三、當代中國啟蒙需“逆流而上”
西方啟蒙思想的本質
一、西方的啟蒙概念
二、文化的自我反省
三、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
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一、新保守主義對五四精神之疏離
二、新批判主義對五四精神之繼承
三、新批判主義對五四之反思
四、總結
下篇
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分歧
思想中的學術與學術性的思想
當代知識份子的身份意識
一、知識份子的身份演化
二、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情結”
三、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自我革新
評劉小楓的“學理”
一、引子
二、何種政治常識?
三、何謂“人民主權”?
四、劉小楓政治學的“叢林法則”
五、擔綱者及其“精神內傷”
序
前言
鄧曉芒
在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前夕,本書以“批判與啟蒙”為主題面世,對於我具有特別的意義。多年來,我致力於實踐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義”,並在一些文章中努力推動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但如此集中地將自己這方面的文章作為一個專題彙集起來還是第一次。感謝梅文輝君為我搜集文章和編排成書,他的熱情讓我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思想在年輕一代人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這正說明這些思想切中了當前的現實,因而與時代的發展方向是合拍的。
回顧一百年來中國歷史的進程,真是令人五味雜陳,其中不乏轟轟烈烈的宏大敘事,充斥著諸如“危機”“奮起”“堅持”“勝利”“排山倒海”“勢如破竹”“大快人心”“高歌猛進”“浩劫”“崩潰邊緣”“撥亂反正”“走向未來”等字眼;但在這些表面上驚濤駭浪的喧囂之下,仍然未受觸動的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至於一旦條件適合,立馬原形畢露,幾千年傳統中陳腐僵死的觀念迅速“合乎國情”地佔據了社會輿論的中心,百年前的“咸與維新”一夜之間變成了百年後的“鹹與復舊”。最奇怪的是,這些復舊人士居然就是當初的激進人士,在他們眼中,啟蒙話語早已“過時”,只有孔、孟、韓非才是最新時髦,他們甚至還自認為在領導世界新潮流。
當然,我也不是那種一味求新不顧傳統的人,我不想領導任何潮流,不論是維新的還是守舊的,我只想搞清楚中國當代的問題何在,什麼樣的思維方式能夠適合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今天的發展。所以,最初促使我投身於西方古典哲學的學習和研究的就是這種時代精神的衝動。在那個全民瘋狂的時代,我認定回歸理性和常識、提升理論辨別力和擊破那一個個令人著魔的巫術邪說,正是我們時代的歷史使命。我今年已滿七十歲了,從我自覺到這一歷史使命並有目的地看書學習、鍛造自己的思維能力開始,時間已過去了整整五十年。半個世紀的思考使我深信,操現代漢語的中國人決不是天生沒有思維能力,而只是沒有好好地鍛造和發揮出來。
我們缺乏的只是一種謙虛務實的態度,我們總是幻想自己像武俠小說中一樣,靠碰運氣得到一門獨門絕技或一部武術秘笈,立馬就功力大漲,將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敵瞬間擊倒。我見過不少民間的謀略家或軍事家,個個高臥隆中,放言高論,無非是戰國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厲害角色。但我從他們嘴裡聽不到公平和正義,人道和人權,價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贏”的技術和“霸”的良策;也聽不到人間的疾苦和現實的糾結,所有的只是沉溺於章回小說中的意淫。一百多年前,中國就已經不再處在《三國演義》的時代,有識之士也早已發出了“睜眼看世界”的呼聲;40年前,國人上下也再次吹響了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號角。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些似乎都已經成了塵封的過去,誰還在鼓吹這些,是要被視為“冥頑不化”的。我本人恐怕就屬於這些“冥頑不化”者之列。
但我並不因此而有絲毫動搖,因為這些指責並不是理論上的證明,而是風氣的轉移和時尚的流變,而我從來都不是一個趕時髦的人。我憑自己一生的經驗所認定、所想清楚了的事情,怎麼能夠說變就變?不管人家如何,我這一輩子立定的志向就是,以我自己為標本,來證明一個中國人在吸收近現代西方文明並以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上究竟能夠走多遠。我已經感到,中國人在通過中西文化比較來深入人性的根基方面其實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只要我們真正掌握了西方思想的精髓,我們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迸發出來的創新思想是完全可以站在時代的最高層而與其他民族平等對話的。
鄧曉芒
2018年10月20日,于喻家山
鄧曉芒
在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前夕,本書以“批判與啟蒙”為主題面世,對於我具有特別的意義。多年來,我致力於實踐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義”,並在一些文章中努力推動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但如此集中地將自己這方面的文章作為一個專題彙集起來還是第一次。感謝梅文輝君為我搜集文章和編排成書,他的熱情讓我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思想在年輕一代人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這正說明這些思想切中了當前的現實,因而與時代的發展方向是合拍的。
回顧一百年來中國歷史的進程,真是令人五味雜陳,其中不乏轟轟烈烈的宏大敘事,充斥著諸如“危機”“奮起”“堅持”“勝利”“排山倒海”“勢如破竹”“大快人心”“高歌猛進”“浩劫”“崩潰邊緣”“撥亂反正”“走向未來”等字眼;但在這些表面上驚濤駭浪的喧囂之下,仍然未受觸動的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至於一旦條件適合,立馬原形畢露,幾千年傳統中陳腐僵死的觀念迅速“合乎國情”地佔據了社會輿論的中心,百年前的“咸與維新”一夜之間變成了百年後的“鹹與復舊”。最奇怪的是,這些復舊人士居然就是當初的激進人士,在他們眼中,啟蒙話語早已“過時”,只有孔、孟、韓非才是最新時髦,他們甚至還自認為在領導世界新潮流。
當然,我也不是那種一味求新不顧傳統的人,我不想領導任何潮流,不論是維新的還是守舊的,我只想搞清楚中國當代的問題何在,什麼樣的思維方式能夠適合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今天的發展。所以,最初促使我投身於西方古典哲學的學習和研究的就是這種時代精神的衝動。在那個全民瘋狂的時代,我認定回歸理性和常識、提升理論辨別力和擊破那一個個令人著魔的巫術邪說,正是我們時代的歷史使命。我今年已滿七十歲了,從我自覺到這一歷史使命並有目的地看書學習、鍛造自己的思維能力開始,時間已過去了整整五十年。半個世紀的思考使我深信,操現代漢語的中國人決不是天生沒有思維能力,而只是沒有好好地鍛造和發揮出來。
我們缺乏的只是一種謙虛務實的態度,我們總是幻想自己像武俠小說中一樣,靠碰運氣得到一門獨門絕技或一部武術秘笈,立馬就功力大漲,將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敵瞬間擊倒。我見過不少民間的謀略家或軍事家,個個高臥隆中,放言高論,無非是戰國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厲害角色。但我從他們嘴裡聽不到公平和正義,人道和人權,價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贏”的技術和“霸”的良策;也聽不到人間的疾苦和現實的糾結,所有的只是沉溺於章回小說中的意淫。一百多年前,中國就已經不再處在《三國演義》的時代,有識之士也早已發出了“睜眼看世界”的呼聲;40年前,國人上下也再次吹響了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號角。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些似乎都已經成了塵封的過去,誰還在鼓吹這些,是要被視為“冥頑不化”的。我本人恐怕就屬於這些“冥頑不化”者之列。
但我並不因此而有絲毫動搖,因為這些指責並不是理論上的證明,而是風氣的轉移和時尚的流變,而我從來都不是一個趕時髦的人。我憑自己一生的經驗所認定、所想清楚了的事情,怎麼能夠說變就變?不管人家如何,我這一輩子立定的志向就是,以我自己為標本,來證明一個中國人在吸收近現代西方文明並以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上究竟能夠走多遠。我已經感到,中國人在通過中西文化比較來深入人性的根基方面其實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只要我們真正掌握了西方思想的精髓,我們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迸發出來的創新思想是完全可以站在時代的最高層而與其他民族平等對話的。
鄧曉芒
2018年10月20日,于喻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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