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三元的黨(即指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社會的結構關聯是研究當代跏下一步發展的一個路徑。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深刻改造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建立起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黨-政府-社會的結構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代中國經歷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次模式轉換,期間還包含人民公社和革命委員會這兩種獨特的亞制度形態。其歷史性轉換,也帶來黨、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結構變遷,黨政社結構從相對分立到同構化、又從同構化到分野化的變遷過程,正是建立在模式衍化否定之否定歷史路徑基礎之上的。在同構化的過程中,又有兩次亞結構的變遷,即人民公社的結構異化和革命委員會的結構畸變。這樣就形成黨政社結構的四次變遷。新的歷史階段,中國黨政社關系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演展通道,同時面臨一系列必須直面的現實境遇。以中國共產黨自身執政方式改革為關鍵,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為原則,黨-政府-社會之間良性關系建構成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因素。
目錄
導言
一 問題的緣起
二 研究的現狀
三 概念與方法
第一章 1949—1956年的政黨—政府—社會:改造與整合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地位的建立
二 政府:過渡期的體系初構
三 社會:過渡期的結構新造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確立
五 黨政社關系的第一次結構變遷: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程中同構化的發生
六 小結:改造與整合中的“跨越”之辨
第二章 1956—1966年的政黨—政府—社會:調適與沖突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維度的全能化
二 中國政府:伸縮中的運行
三 中國社會:曲折中的發展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反復
五 中國黨政社關系的第二次結構變遷:“蘇聯模式”中人民公社的結構異化
六 小結:調適與沖突中的正誤之辨
第三章 1966—1978年的政黨—政府—社會:試驗與失衡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權威的“兩極聚散”
二 政府:退化中的勉力維持
三 社會:混沌中的危態失衡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缺失
五 黨政社關系的第三次結構變遷:“蘇聯模式”中革命委員會的結構畸化
六 小結:試驗與失衡中的治亂之辨
第四章 1978年以來的政黨—政府—社會:改革與創新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方式的漸變
二 政府:重建與體制轉軌
三 社會:復蘇與結構轉型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恢復
五 黨政社關系的第四次結構變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分野化
六 小結:改革與創新中的名實之辨
第五章 面向新階段的政黨—政府—社會:反思與前瞻
一 當代中國黨政社關系的歷史線索:模式衍化和結構變遷
二 新階段黨政社關系的現實境遇:執政黨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三 中國黨政社關系的歷史順序與思路悖論
四 超越悖論的一種途徑:政治文明視野中的協商性政治
五 中國共產黨的應對與黨政社結構的取向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補記
一 問題的緣起
二 研究的現狀
三 概念與方法
第一章 1949—1956年的政黨—政府—社會:改造與整合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地位的建立
二 政府:過渡期的體系初構
三 社會:過渡期的結構新造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確立
五 黨政社關系的第一次結構變遷: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程中同構化的發生
六 小結:改造與整合中的“跨越”之辨
第二章 1956—1966年的政黨—政府—社會:調適與沖突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維度的全能化
二 中國政府:伸縮中的運行
三 中國社會:曲折中的發展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反復
五 中國黨政社關系的第二次結構變遷:“蘇聯模式”中人民公社的結構異化
六 小結:調適與沖突中的正誤之辨
第三章 1966—1978年的政黨—政府—社會:試驗與失衡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權威的“兩極聚散”
二 政府:退化中的勉力維持
三 社會:混沌中的危態失衡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缺失
五 黨政社關系的第三次結構變遷:“蘇聯模式”中革命委員會的結構畸化
六 小結:試驗與失衡中的治亂之辨
第四章 1978年以來的政黨—政府—社會:改革與創新
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方式的漸變
二 政府:重建與體制轉軌
三 社會:復蘇與結構轉型
四 民主黨派:共存與監督角色的恢復
五 黨政社關系的第四次結構變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分野化
六 小結:改革與創新中的名實之辨
第五章 面向新階段的政黨—政府—社會:反思與前瞻
一 當代中國黨政社關系的歷史線索:模式衍化和結構變遷
二 新階段黨政社關系的現實境遇:執政黨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三 中國黨政社關系的歷史順序與思路悖論
四 超越悖論的一種途徑:政治文明視野中的協商性政治
五 中國共產黨的應對與黨政社結構的取向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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