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與社會命運相依、生死與共。社會學作為社會本身的理論表達,必定要承擔起“保衛社會”和“生產社會”的歷史任務。在我們的轉型情境中,後者顯然更為現實,也更為迫切︰我們首先必須有一個社會,而後才能保衛它。為了實現這個任務,社會學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都應當成為蘇格拉底理念中的“助產士”︰抵御權力和資本的雙重壓力,探討社會生產的真實途徑,在可能的條件下,還要努力將理念化為行動,幫助社會破繭而出,盡快成長起來。
重建的中國社會學陷入一場深刻的悖論。面對社會轉型帶來的巨大想象空間,社會學竟然沒有能力提出振聾發聵的好問題;面對劇烈變動的社會現實,社會學也竟然缺乏恰當的理論和技術手段加以研究和測量。所以,現實情況竟是這樣︰人們在形成階級分層的時代去研究職業分層,在頻頻發生社會沖突的時代去研究穩定結構;在制度變遷的時代去討論“微小實踐”;在勞動生產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這樣一來,社會學就陷入了某種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變形為布迪厄所說的“社會巫術”那一類的手藝︰它借用科學的手段來遮蔽生活現實,麻痹人們的思想,但卻絕不提供新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