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

譯者序
中文版前言
致謝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動態理論
　案例
　研究方法
　世界政治的動態理論的基本架構
　國際政治的動力學
　國家形成的動力學
　自強型改革對自弱型權宜措施
“替代性”解釋
第二章 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政治動力學
　制衡邏輯的早期勝利（公元前656—前284年）
　秦國的崛起及統一（公元前356—前221年）
　超越均勢
　克服擴張成本的上升
　發動最後的統一戰爭
　為什麼秦國能制定更明智的策略
　小結
第三章 反思近代早期歐洲的國際政治動力學
　兩弱的平衡:自弱的法國與自弱的哈布斯堡帝
　國（1495—1659年）
　強弱的競爭:自弱的法國與自強的英國（1661—1715年）
　霸業在望:大革命及拿破侖時期自強的法國
　初始狀況與客觀環境
　近代早期歐洲的自強型改革諸模式
　比較戰爭的強度
　哪個體系更霍布斯化和馬基雅弗利化
“替代性”解釋
　小結
第四章 國家形成和轉型的動力學
　國家形成的制衡邏輯
　自強型改革、國家形成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強制
　型政府
　自弱型權宜措施、國家畸形化和近代早期歐洲
　的憲政政府
　初始狀況與客觀環境
　國家形成與國家力量的差異
　秦朝的崩潰和漢朝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轉型
第五章 結論與意義
　國際政治和國家形成動力學的再結合
　後拿破侖時代世界政治的轉型
附錄一 近代早期歐洲（1495—1815年）有大國卷入的戰爭一覽表
附錄二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656—前221年）有大國卷入的戰爭一覽表
附錄三 有大國卷入的戰爭一覽表的操作標準
　有大國卷入的戰爭的計入與排除
　對有大國卷入的戰爭的確認
　大國地位的確認
　參戰國的確定
　戰爭發動者、勝利者和失敗者的確定
附錄四 中國歷史年表
參考文獻

為什麼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能由分裂走向統一，而歐洲自中世紀起就一直保持分裂（也就是多國體系）狀態？為什麼在中國國家權力始終佔。有絕對優勢，社會卻極度萎縮，而歐洲國家卻能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達成平衡，從而最終發育出公民社會以及憲政結構？這兩個問題是既有國際關系理論和比較政治學理論所無法解決的問題。許田波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試圖通過一個理論—一世界政治的動態理論（a 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來解決這兩個未解之謎。世界政治的動態理論認為，支配邏輯（logic of domination）與制衡邏輯（logic of balancing）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相互競爭，其結果既將導致國際體系的變化，也將導致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

支配還是制衡:理論與歷史的差異

我們首先可以從國際關系層面來探討國家之間的支配邏輯與制衡邏輯。國際關系的現實主義理論認為，當一國實力迅速強大並有覬覦霸權之心後，必然遭到反霸力量的制衡以及不斷高漲的擴張成本。一番爭斗之後，國際體系將再度回到均勢狀態。因此，制衡邏輯是國際體系的基本邏輯。均勢狀態就類似于經濟學中的均衡點，任何偏離都導致糾偏力量的出現。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N．Waltz）似乎認為均勢政治是一種普適性的規律，他聲稱均勢政治的存在“只要滿足兩個條件︰即無政府秩序以及系統由謀求自身生存的行為體構成”。均勢理論能夠比較好地解釋近現代以來歐美國際關系史的發展，但在解釋中國歷史時就遇到了問題。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多國體系，但奇怪的是，均勢邏輯沒有在這個多國體系中“扎下根來”，當時的多國體系最終在公元前221年歸于統一。事實上，華爾茲曾經注意到中國的戰國時代，他認為，“國家所處的世界，要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為古老……讓我們的目光放得更遠一些，例如，在中國的戰國時期或印度的考提拉時期，各種類型的政治實體自由競爭，而其本質和行為方式的特征卻沒有多大變化”。顯然，他在寫這段話時沒有想到，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事實是:支配邏輯壓倒了制衡邏輯。

怎麼解釋現實主義理論與中國歷史之間的差異呢？許田波認為，當爭霸國出現時，反霸國（聯盟）也隨之出現，但稱霸和制衡這兩股力量誰能最終勝出並不確定，關鍵要看戰爭中雙方的實力對比。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通過一場戰爭來終結多國體系並實現統一。在數百年的時間里，大國之間有可能爆發上百場戰爭。一個國家能否在多數戰爭中獲勝、攫取霸權進而統一各國取決于兩個決定性因素︰謀略和實力。

謀略主要用于爭取與國、瓦解反霸聯盟。爭霸國有可能面臨強大的反制力量，而反霸國總是面臨集體行動的困難。這一點在春秋戰國時期和近代歐洲都一樣，但中國人卻比歐洲人謀高一籌。秦國在崛起、稱霸和統一過程中大量使用馬基雅弗利式的陰謀詭計，多次成功地瓦解敵對聯盟，同時增加反霸國的集體行動成本，從而在競爭中始終處于優勢。而歐洲人好像對馬基雅弗利的教誨不感興趣，在謀略方面顯得比較“遲鈍”。兩相比較，中國人在戰略思維上明顯佔有優勢。

實力是取得戰爭勝利的基本要素。長期的戰爭迫使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以提高行政和資源汲取能力，建立切合戰爭要求的軍事制度。在這一點上，中歐走上不同的道路，這種路徑差異最終導致不同的結果。秦國實行自強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極力地擴大國家的行政能力（郡縣制）、資源汲取能力（稅收全國化）和軍事作戰能力（普遍義務兵役制），從而保證為戰爭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物質資源，同時還解決了擴張過程中面臨的成本上升問題。在近代早期歐洲，哈布斯堡帝國和法國實行自弱型權宜措施（self-weakening expedients），包括出售公職、借貸和大量使用雇佣兵等措施。這些措施確實能在短期內籌措到必要的資源，而從長期來看卻存在極大的缺陷，不能有效地支撐長期爭霸戰爭的需求。因此，哈布斯堡帝國和法國都在爭霸中失敗了。反觀英國，由于實行自強型改革，國力迅速上升，最終為其稱霸海上、建立大英帝國打下了基礎。法國直到拿破侖時代才實施自強型改革，而拿破侖亦借此幾乎稱霸歐陸。但由于改革並不徹底，歷史遺留問題較多，拿破侖亦因此在霸權觸手可及之時跌落。

總之，如果一國能像秦國一樣將謀略和實力完美地結合起來，那麼它就能夠擺脫制衡力量的控制，進而統一整個國際體系。至此，稱霸與制衡在國際關系層面的博弈問題得到解決。下面轉入這兩種邏輯在比較政治學層面的博弈，其表現就是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博弈與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