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四部,第一部收入《關于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一文,第二部收人有關明代思想史的文章,第三部收入有關明代以前以及有關日本的文章,第四部收入有關進入清代以後的文章。本《解說》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由森紀子、第一部和第四部由狹間擔任。
目錄
解說
第一部
關于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
第二部
陽明學中人的概念與自我意識的展開及其意義
王龍溪先生談話錄及解說
儒教的叛逆者李贄(李卓吾)
異人鄧豁渠略傳
淺議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
王學左派論批判之批判
關于某個陽明學理解
評朱謙之《李贄——十六世紀中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者》
第三部
論“體用”的歷史
桓玄和慧遠的禮敬問題
宋學的展開
楊慈湖
三浦梅園的哲學——從遠東儒學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
日本學界中國思想史研究之動向——到1959年為止
第四部
歷史的理性批判——“六經皆史”說
章學誠的歷史地位
清朝末期學術的狀況
辛亥革命時期的孑L子問題
儒教中有生命的東西
對“儒教和二十一世紀”的建議
黃宗羲‧橫井小楠‧孫文
島田虔次著作目錄(日文版原文)
譯者的話
第一部
關于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
第二部
陽明學中人的概念與自我意識的展開及其意義
王龍溪先生談話錄及解說
儒教的叛逆者李贄(李卓吾)
異人鄧豁渠略傳
淺議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
王學左派論批判之批判
關于某個陽明學理解
評朱謙之《李贄——十六世紀中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者》
第三部
論“體用”的歷史
桓玄和慧遠的禮敬問題
宋學的展開
楊慈湖
三浦梅園的哲學——從遠東儒學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
日本學界中國思想史研究之動向——到1959年為止
第四部
歷史的理性批判——“六經皆史”說
章學誠的歷史地位
清朝末期學術的狀況
辛亥革命時期的孑L子問題
儒教中有生命的東西
對“儒教和二十一世紀”的建議
黃宗羲‧橫井小楠‧孫文
島田虔次著作目錄(日文版原文)
譯者的話
序
2004年10月下旬我首次訪問上海古籍出版社時,有幸會晤了王興康社長、趙昌平總編、蔣維崧編審以及其他諸位先生。當時我是應華東師範大學牟發松教授的邀請,在該校逗留兩周並進行授課和演講的。因為那時正值拙著《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的中譯本(李濟滄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才有了拜訪該出版社的機緣。“日本中國史研究譯叢”這一頗具規模的出版計劃,正是由于那天的會談而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我是在那年7月從承擔拙著編審的蔣維崧先生的信中得知這一出版計劃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為契機,進一步拓展範圍,更廣泛地向中國學界介紹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成果,並希望我推薦一批能夠代表日本研究水準的著作,尤其是能夠選擇那些在開闊視野下關注社會與人文,或運用新的方法和理論並在實證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會談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樣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來這的確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計劃。有關中國史研究的中日兩國學界交流,已經有著長久的歷史,而且正呈現出日益興旺的趨勢。交流不僅限于人員的交往,還以相互之間論文、著作翻譯的形式對雙方發生著影響。但是,這還只不過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學界具有長久影響力的名著,幾乎都沒有中譯本的出版。所以說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這一計劃,不能不說是打破現狀、開創新局面的創舉。就我個人而言,拙著中譯本的刊行能夠成為促成這一趨勢的契機,更是倍感欣悅。出于如此的考慮,我也就不揣自陋地應允出版社,願竭盡全力協助此項計劃的實施。
回到日本以後,我立即著手選定書目,其間還听取了我的同行、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森正夫先生的意見,最終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交了我的選目方案。經與出版社協商,決定首批出版十種左右。
非常巧的是,這里所選的學術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發展過程。按照我個人的看法,這一過程又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明治時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近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形成期。當時,雖然蘭克(L.Ranke)的弟子李司(L.Riess)受聘于東京大學講授歷史學,傳授實證主義方法,但那畢竟是以歐洲史為基礎的史學。在日本學者之中當時出現了與歐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對應,設立東洋史(即亞州史)分野的舉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國史為中心的東洋史,並且延續至今。這一情況一方面表明由于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出現了必須重新認識東亞各國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目本漢學素養的基礎之上,已經出現了將中國作為近代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學問。最能夠代表這一時期中國史研究,而且影響至今的學者,即內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張的“唐宋變革”論,在這一階段正在孕育成形。眾所周知,他的這一觀點是切合中國社會實態的,是對中國史發展所進行的邏輯性解釋。作為本叢書之一的《中國史學史》,就是出自他對中國傳統學問的廣博知識以及對歷史發展透徹邏輯分析的力著。
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第二階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即所謂的“戰問期”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有著密切注重社會與民眾的特點,中國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潮流,也影響著日本的歷史學界,作為具體的表現則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盛。而且,其中有著馬克思主義直接、間接的影響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師、前輩的學者之中,有許多就是在這一時代新史學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礎的,本叢書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屬于這一輩的人物。
……
我是在那年7月從承擔拙著編審的蔣維崧先生的信中得知這一出版計劃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為契機,進一步拓展範圍,更廣泛地向中國學界介紹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成果,並希望我推薦一批能夠代表日本研究水準的著作,尤其是能夠選擇那些在開闊視野下關注社會與人文,或運用新的方法和理論並在實證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會談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樣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來這的確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計劃。有關中國史研究的中日兩國學界交流,已經有著長久的歷史,而且正呈現出日益興旺的趨勢。交流不僅限于人員的交往,還以相互之間論文、著作翻譯的形式對雙方發生著影響。但是,這還只不過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學界具有長久影響力的名著,幾乎都沒有中譯本的出版。所以說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這一計劃,不能不說是打破現狀、開創新局面的創舉。就我個人而言,拙著中譯本的刊行能夠成為促成這一趨勢的契機,更是倍感欣悅。出于如此的考慮,我也就不揣自陋地應允出版社,願竭盡全力協助此項計劃的實施。
回到日本以後,我立即著手選定書目,其間還听取了我的同行、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森正夫先生的意見,最終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交了我的選目方案。經與出版社協商,決定首批出版十種左右。
非常巧的是,這里所選的學術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發展過程。按照我個人的看法,這一過程又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明治時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近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形成期。當時,雖然蘭克(L.Ranke)的弟子李司(L.Riess)受聘于東京大學講授歷史學,傳授實證主義方法,但那畢竟是以歐洲史為基礎的史學。在日本學者之中當時出現了與歐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對應,設立東洋史(即亞州史)分野的舉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國史為中心的東洋史,並且延續至今。這一情況一方面表明由于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出現了必須重新認識東亞各國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目本漢學素養的基礎之上,已經出現了將中國作為近代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學問。最能夠代表這一時期中國史研究,而且影響至今的學者,即內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張的“唐宋變革”論,在這一階段正在孕育成形。眾所周知,他的這一觀點是切合中國社會實態的,是對中國史發展所進行的邏輯性解釋。作為本叢書之一的《中國史學史》,就是出自他對中國傳統學問的廣博知識以及對歷史發展透徹邏輯分析的力著。
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第二階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即所謂的“戰問期”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有著密切注重社會與民眾的特點,中國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潮流,也影響著日本的歷史學界,作為具體的表現則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盛。而且,其中有著馬克思主義直接、間接的影響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師、前輩的學者之中,有許多就是在這一時代新史學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礎的,本叢書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屬于這一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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