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文化圈的思想與宗教︰儒教、佛教、道教

概觀︰漢字文化圈的思想和宗教——儒教、佛教、道教
一、儒教
二、中國佛教
三、道教
儒教的仁愛與佛教的慈悲區別何在？——“仁”的本質
一、問題之所在
二、漢語“愛”的字義
三、佛教中“愛”的字義
四、“慈悲”與“愛”的比較
五、對某種反駁的回應——附結論
持續努力則人性可變？——“青出于藍”的真意
一、問題之所在
二、“青出于藍”的本義
三、《勸學篇》的思想結構
四、結論
性善論和性惡論——東西方的人性觀
一、荀子的性惡論
二、性惡論的真意
三、東西方的人性觀
佛教“照千（于）一隅”爭論的盲點——何謂“隅”？
一、爭論的開端
二、被忽視的問題點——“隅”的意義
三、關于“照千一隅”新解釋的疑點
四、“照于一隅”的真意
五、解決為何竟需二十余年？
講經儀式和“論義”
一、佛教禮儀研究的重要性
二、講經儀式的順序
三、“論義”形式的概要
四、都講和麈尾的職能
五、“論義”的意義
六、日本講經儀式的流變
古漢文訓讀的長處和問題
一、古漢文等于漢語嗎？
二、古漢文音讀的優點和條件
三、古漢文教育的目的
馬來西亞的華人佛教管見
一、馬來西亞國
二、馬來西亞的寺院及其活動
三、馬來西亞佛教界的兩大組織
四、南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培訓營
“道家”、“道教”的系譜和異同點
一、問題之所在
二、道教概念的輪廓和語義的形成
三、“道家是哲學，道教是宗教”的通常看法正確嗎？
四、今後的課題
佛教和道教的交流
一、意為佛教的“道教”
二、道教中的佛教諸相
三、儒教、佛教、道教的“三教歸一”
四、今後的課題
《斬龍》筆記——印度與道教的接觸？
上古日本與道教的關系——期刊連載討論
一、寫在再刊之際
二、書評、新刊介紹福永光司著《道教與日本文化》
三、研究筆記津田左右吉博士與道教
四、研究筆記關于福永教授的反駁
有關道教的諸問題
一、法國東方研究的今與昔
二、世界道教研究的今與昔
三、法國的研究特色
四、什麼是“氣”？
五、道家和道教是同義詞——其形成的歷史
六、研究之要事——對用語的研究
後記

20世紀初葉，文化傳播學派代表學者德國人格雷布內爾（F‧Graebner 1877~1934年）與奧地利人施密特（W‧Schmidt 1868~1954年）提出“文化圈理論”，認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個文化圈包含一定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共有成分。此說庶幾反映世界文化史實際，故近一個世紀以來逐漸被普遍采用。

“文化圈”作為文化傳播造成的文化場，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質、文化結叢的文化群體所構成的人文地理區域，往往由某一先進民族或國度組成“中心文化叢”（或日“文化核心區”、“文化源地”），以其首創的文化播揚于周邊地區（或日“文化邊緣區”、“文化受容地”），在核心與邊緣的互動中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文化圈。當然，這種中心一邊緣關系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歷史進程中有所異動的。時下學界的普遍看法是︰希臘一羅馬文化、從希伯來到伊斯蘭時期的閃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華文化，都曾是具有豐厚積澱與強大擴散力的文化源地，以其為核心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另外還有一種更具全球視野的劃分︰東地中海文化圈（以後擴展為北大西洋文化圈，俗稱西方文化圈）、西亞北非閃族文化圈（今伊斯蘭文化圈）、南亞文化圈、東亞文化圈、中南美印地安文化圈。

文化圈可從地理、民族、語言、宗教、民俗等多種角度劃分與命名。上述“東亞文化圈”以地理屬性得名，其範圍約指東亞大陸及周邊半島和島嶼，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國、朝鮮、韓國、越南、日本。從體質人類學言之，這一文化圈居民同屬蒙古人種；從文化人類學言之，這一文化圈共同擁有漢字漢文（故有“漢字文化圈”之稱）、儒學（故有“儒學文化圈”之稱）、華化佛教、中國式律令制度，等等。

擁有若干文化共相的“東亞文化圈”，是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中國是東亞最先進、強大的國家，佔據文化高勢位，是文化輸出國，中國的水稻、粟、麥栽培技術，冶金、養蠶、繅絲技術等傳人越南、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與之相隨，前述漢字文化的諸多門類也播揚周邊列國。誠如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詩稱︰

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幸武功慶善宮》）
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正日臨朝》）

越、朝、日等東亞文化圈周邊諸國，皆有自己輝煌的文化創造，同時也都接受中國文化多方面的影響，以日本為例，曾一再派出“遣隋使”、“遣唐使”，昭顯了東亞文化圈邊緣帶研習核心區文化的熱情與執著。日本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年）強調，日本是中國文明圈的一員，他打了一個著名的比喻︰

日本文化是豆漿，中國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鹵水。（《日本文化史研究》）

時至近代，東亞諸國都面對工業化西方的來襲，西學東漸構成東亞文化圈的新命題，東亞諸國在19世紀中末葉先後進入社會及文化近代轉型過程。比較而言，日本較迅速地汲納西方近代文明，實現近代化，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成為東亞文化圈的先進國和新的文化源地，中日文化勢位對比發生異動，文化傳輸的主流方向逆轉︰古代是中國一日本，近代是日本一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出現留日熱潮，便是中國人以日本為中介學習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種努力。進入現當代，中、韓等國現代化取得長足進展，漸成迎頭趕上之勢，在新的文明水平上，東亞諸國發生著空前深刻的文化互動，東亞文化煥發出新的光耀，對全球文明的影響力也日益巨大，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成為當下世界最為強勁的兩大文化圈，當然，其他文化圈的影響力也不可忽視。

概言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東亞文化圈諸國互為師友，由于文化互動而彼此受益。在近代，因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而與東亞文化圈其他諸國嚴重對抗，造成東亞文化圈的一大劫難。郭沫若先生曾把中日兩國關系概括為“兩千年玉帛，一百載干戈”。反顧東亞文化生成、發展的歷程，我們有充分理由宣稱︰和則互利，斗則兩傷。化干戈為玉帛是時人的使命，也正是本書系的基旨所在。

筆者近十余年來多次參加以東亞文化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並從事相關合作研究，結識東亞列國學者，並研習其論著，親炙東亞文化豐富的內涵，漸以推介東亞文化為樂事。2004年夏至2005年夏，筆者訪學于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出版社邀約筆者選取一批反映東亞文化的日文書籍，譯介給中國讀者。受命後筆者即與“日文研”劉建輝博士從近二十年出版的相關論著中擇得八種，延請譯者，經兩年勞作，成此“東亞文化研究書系”。

本書系著眼東亞文化圈生成與發展的曲折多致歷程，所選擇的論著，或總論整個東亞文化圈諸國間的文化互動（如池田溫的《東亞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漢字文化圈的思想與宗教》），或用力于東亞文化圈某一國度的文化史（如鈴木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義》、森貞彥的《（菊與刀>新探》、上垣外憲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討東亞文化圈內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史（如古瀨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國》、阿部洋的《中國的近代教育與明治日本》、劉岸偉的《小泉八雲與近代中國》）。就浩博的東亞文化而言，這些論著所述當然只是冰山一角，卻也可以一斑窺豹、以蠡測海。

本書系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近代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的成果之一。

馮天瑜 2007年10月24日擬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