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英之死

聯想到辛笛先生詩中的一個比喻，人生像一個圈連著另一個圈。當時，我正在上海的一家賓館。在深夜，校看我的英文小說《紅英之死》的中譯稿。

想起來，還真是繞了一個大圈，頗充滿了反嘲的意義。窗外，眾多的新建築群一片燈光燦爛，仿佛與我相互納悶地乏眼。十五年前，在這棟賓館的原址上，好像是一所街道保健醫院，記不太清了，不過我還確實記得，當時我正在趕譯一組英美現代主義詩歌，譯稿後來收入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一部集子中。1988年，我一點兒都沒想到自己後來會用英文寫作，寫推理小說。而且得了推理小說的國際大獎，翻譯成十多國文字，還正由人翻譯成中文。

這幾年在美國讀書界，讀者們問我問得最多的也是這個問題:一個原來用中文寫詩、譯詩的人．怎麽會用英文寫起了小說？

通常有一個簡單的回答。陰錯陽差，生活中，往往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出另一件，再導致另一件，因果之鏈一環扣著一環，在最終的結果中再難辨認出最初的起因。

還有一個也相當機械化了的回答。九十年代中期後有機會經常回國，目睹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覺得作為個人抒情的詩很難對此描述，轉而嘗試其他的文類，試著在我已習慣了英文電腦上寫，由於我以前沒有寫過小說，推理小說為我提供了一個結構主義意義上的現成框架，可以在里面寫入我想說的一切。

不過，還有一個在那兒不太經常作的回答。在西方，對中國的介紹好像總有一些傾向，在時間上要麽是三十年代，要麽是文化大革命，至於人物，一般都是偏僻鄉間的農民，或充滿悲劇色彩的紅衛兵，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有一次看完電影，聽一個美國朋友問我，你們中國人是否在做愛的夜晚都要在窗口掛大紅燈籠，還是覺得有些不舒服。因此我想寫一部關於當代中國的書，背景放在中國的某個大都市，時間安排在九十年代，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不同於西方讀者所習慣看到的，而是受過高等教育，寫現代詩，也會外語，通過這樣的人物塑造，也多少觸及到中國社會在轉型期的一些深層文化問題。我這樣寫，並非故意要去作什麽反東方主義的嘗試，只是想盡可能客觀地寫我自己所熟悉的一切。

當然，從新批評主義的角度說，這很可能只是作者的意圖繆誤（lntentional fallacy），作者自以為要在作品中說些什麽，其實並不是作品真正所說的。這也涉及到讀者反應，即不同的讀者會在作品中讀到不同的東西。因此，一個法國的批評家說他在其中看到了中國的美食傳統：芝加哥論壇上的一篇書評認為作品涉及到語言怎樣拯救靈魂的問題；一個意大利的研究者聲稱在書中看到了艾略特在中國的境遇．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評論則在一個捧著Visual Basic買大碗茶的小姑娘身上發現時代的反嘲，而Annett Rubinstein，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史家（我在國內讀研究生就讀過她文學史專著）給我寫信說，作品對當代中國的刻畫，還算是「不偏不倚」。

不管怎樣，讀者反映或批評不是由我來做的；意圖謬誤或否，在國外寫中國，我還要面對一個假設讀者的問題（implied reader），即在寫作時必須意識到特定文化讀者群的需要。如有些背景內容，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事，對西方讀者來說卻會是霧里雲里。（這可能也是翻譯的中文作品在英美始終不是太暢銷的一個緣故吧。）我不可能在文本中解釋，只能通過敘述中有意識的處理，通過人物的對話，尤其通過有選擇地呈現有關細節，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來身臨其境般地理解一個中國的故事。這一點其實不算太難，因為一些細節是我或多或少體驗過的，都存在記憶中，自己也樂意一遍遍地回到記憶中去。或許，就像普魯斯特說過的那樣，只有回憶過了，一個人才算真正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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