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

概念、觀念與話語
序言︰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三種研究模式，或“概念史”的來龍去脈
歷史沉澱于特定概念
概念的社會性和歷史性
概念是代號，是思想的出口
典型的誤解
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裝備
馬釗︰女性與職業︰近代中國“職業”概念的社會透視
“職業”定義︰一個詞匯的演變
“職業”內涵︰工業經濟和生產性勞動
職業的空間和時間︰女招待的節奏
職業、就業、失業；婦女的經濟基礎
職業與革命︰受壓迫女工的出路
余新忠︰防疫‧衛生行政‧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
引言
傳統認識中的清潔與疾疫
衛生防疫視野下近代清潔觀念的生成
作為衛生行政的清潔行為
健康或者自由︰身體的近代選擇
結語
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系之研究
日本新名詞引入、傳播的動力和途徑
從《日本書目志》到《日本變政考》——康有為使用和傳播日本新名詞的文本考察
“改良”與“社會”︰康氏新名詞實踐的意義和特點
新名詞傳播之反響與1904年康氏的反戈一擊
教訓梁啟超與堅執國粹論︰議論及反思
文本、知識與信仰
王道還︰《天演論》原著文本及相關問題
前言
赫胥黎的羅曼斯講座講詞
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偏激個人主義”?
赫胥黎對斯賓塞的批評
世變日亟
花園與叢林
討論
邱澎生︰清末兩種中國“百科全書”的經濟與法律之學
前言
《洋務經濟通考》中的“經商”與“禮法”之學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法律與經濟“新學語”
實用知識的建構與斷裂。
曹新宇︰異端的譜系︰從傳教土漢學到社會科學
引言︰歷史主義式的韋伯批評
韋伯的漢學知識來源、
漢學家的異端發生學
韋伯式的異端動力
漢學家的同齡挑戰者
小結
李淑珍︰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論林語堂的二度改宗經驗
前言︰林語堂的“一團矛盾”
東風與西風
從清教徒到異教徒
二十世紀道家
回歸精神原鄉
結論
視線交錯的思考
汪暉︰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
兩種區域主義敘述
地方的非地方性︰穩定與流動的辯證
區域的中心一邊緣及其相對化
兩種或多種新勢力
時空結構的差異性
橫向時間與政治文化的非人格化
王銘銘︰線條與結構，人物與境界——文明、歷史形態與人生史
結構、形態與“治亂”
“天才”與文明︰克虜伯與楊聯隉的論述
莫斯、“人物論”與傳記
文明、人生史與人類學

20世紀80年代初，重新恢復學術活力的中國大陸史學界.幾乎同時興起社會史和文化史兩股研究潮流。盡管這兩個領域都取得不少創造性的成果，且彼此之間也一直在不斷地互動著，但相比之下，無論是在新穎程度、理論自覺還是學術聲勢和對外交流等方面，社會史研究或者說在“社會史”旗號下所進行的研究，似乎都要略勝一籌。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新世紀之交，社會史已然成為中國史學研究的明顯主流，傳統文化史研究者備感彷徨的時候，從西方卻又逐漸響亮地傳來了一股強勁的、以“新文化史”為符號的時髦浪潮。這對于中國既存的社會史研究和傳統文化史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稍具敏感的學者都不會完全無動于衷。

在西方，“新文化史”大體醞釀于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時已頗具聲勢。1989年，美國史學家林‧亨特（Lynn Hunt）等人已正式揭起“新文化史”（NewCultural History）的大旗。即便從80年代算起，歐美新文化史的發展也已有了三十多年的歷史。近十年來，對于西方的“新文化史”，海峽兩岸都陸續有學者進行專題研究、介紹和評論。尤其是近五年，它更是引起國內歷史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如今在國內，專門從事文化史研究的青年學人，完全不知道“新文化史”者，大概已經不多見了。

就起源來說，西方“新文化史”乃是對傳統“新史學”即社會史、經濟史和人口史等的典範研究力圖超越的結果。其核心特點，或許可從幾個方面來加以把握︰首先，在理論上，它對機械唯物論過于夸大經濟的功能強烈反彈，極力強調文化在歷史進程中所賦予的主動性及其普遍、重大和微妙的作用，甚至認為文化也能決定政治和經濟。這同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界的“文化轉向”、“文化研究”廣泛興起與發展的走勢是相一致的。其次在內容上，它注重社會性的心態透視、語言功能、話語分析和“政治文化”研究；重視對文化象征與符號史（文化認同史）、社會性別和醫療文化等與“身體”有關的歷史，以及大眾文化和邊緣文化等的研究。三是在方法上，它熱衷于文化敘事，俗稱“講故事”，強調史學的“文學性”，對史料的運用也因此更加多樣化；同時輕視宏大敘事，講求微觀史；對現代性知識、觀念、思想取懷疑的態度，重視對形成過程的呈現，從而表現出一種後現代思潮的明顯影響。

這樣的概括是否準確，當然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因為西方“新文化史”也在不斷發展和自我調整過程中，不僅有關學者的“聲稱”與“實踐”存在著矛盾，不同學者之間也存在著分歧。在近年來有關“新文化史”的評介文章里，我們也可看到不少關于其不足和偏向的擔憂與批評，比如，有人認為它過于夸大文化的範圍與功能，仿佛能包羅萬象地以文化解釋一切；有人批評其過分張大歷史學的“文學性”一面，不免有“蹈虛”和“自亂”之嫌；還有人批評其有關知識的政治權力分析已成固套，乃至詮釋過度化，想象泛濫化，隱喻和象征性分析的無節制，對微觀、邊緣、下層的過分興趣，以及解構傾向的玩世不恭等等。應該說，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這些問題的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值得我們在借鑒的同時，加以認真的反省。

事實上，無論是就實際成果還是研究方法而言，“新文化史”對于中國史學界來說都不是全新的東西。早在80年代中期以後，其有關內容和具體研究就在人類學、社會史和文化研究等的名義下，零星不斷地進入中國，刺激和影響著中國的歷史研究。只不過那時的介紹還缺乏整合性，其代表性譯著也翻譯得不多，自然還難以引起對文化史研究方法論的更多思考。今天，當中國史學界有過幾十年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的豐厚實踐之後，再面對西方“新文化史”的規模性、整體性引進，應該說已逐漸具備了較充分的學術條件，可以更加從容、理性地對之加以選擇。比如，在精英與大眾、區域與整體、中心與邊緣、宏大敘事與微觀深描，乃至歷史文本的真實性與“文學性”等等之間，就未嘗不可努力從方法論上更為自覺地去尋找合適的平衡點，而不至于一定要走到非此即彼、無法融入的偏頗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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