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問“物理學是不是一種科學”,實際的問題是︰以這種研究邏輯來研究物理世界所獲得的知識是否可稱之為科學。然而,當我們以同樣的方式來設問歷史學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歷史學是一門極其復雜的學科,它幾乎涉及我們大部分的認知形式和知識品種,如史實的確認、史事的理解、歷史的理論概括、歷史意義的評價等。這些不同的認知形式,生產不同的知識產品,體現不同的認知屬性。本書將歷史認識活動劃分成不同的層面,剖析其不同的認識形式和知識屬性,以便完整地理解歷史學的本質特性。而歷史知識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本書應討論的問題。
張耕華,浙江鄞縣人,1952年生。1986年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現在該校歷史系任教。主要從事史學理論、中國古代史、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各類刊物上發表論文20余篇。
目錄
序言——歷史與理論(何兆武)
引言
一、史學是什麼?
1.質疑與批評
2.歷史學的科學化
3.徹底的批判與反思
4.史學理論研究的起步
5.“史學概論”,概論什麼?
6.“歷史認識論”的興起
7.何、龐之分歧
8.元問題及其研討路徑
二、史實與史家
1.歷史學的“月亮問題”
2.事實能否自己說話?
3.以事實為中心的史學理念
4.事實與非事實
5.史實與史家的關聯性
6.誰決定了歷史的意義
7.三種歷史事實
8.歷史事實的類型
9.普通事實的量化問題
三、歷史的真實
1.歷史學的分層
2.“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
3.認知圖式與雙向建構
4.對符合說的詰難
5.一種弱化的檢驗
6.李凱爾特的文化科學觀
7.歷史個別的非同一性
8.歷史學有沒有“範型”
9.事實能否說得清?
四、理解與解釋
1.什麼是歷史學Ⅱ?
2.移情與體驗
3.歷史的“真了解”
4.理解的差異
5.覆蓋定律及其他
6.“why”和“how”
7.文本的權威消失了?
8.硬性與軟性
9.史家的“彈性”
五、敘事與想象
1.敘事問題
2.現代與後現代之爭
3.歷史就是虛構?
4.建構與解構
5.“大屠殺”問題
6.歷史學家的想象
7.小說的真實性
8.推理與證據
9.“反事實”的想象
六、歷史的重演
1.科學的尺度
2.個別論與借用論
3.分歧與癥結
4.什麼是重演?
5.相似與同類
6.歷史的相似與重演
7.澄清一種誤解
8.從因果性到因果律
9.幾種不同的必然性
10.歷史能否預言?
七、因果關系與理論命題
1.何為歷史學的原因?
2.復雜化與簡約化
3.理論陳述的非清晰性
4.“相干性”問題
5.測不準和不確定
6.概率問題
7.歷史學的概括
8.理有概然,勢無必至
八、歷史學的人文性
1.史學要不要評價?
2.從柯林武德的一段話說起
3.歷史需要不斷地重寫
4.歷學哲學的特殊問題
5.配景論與不可通約性
6.客觀性不等于真理性
7.人文界的“實然”與“應然”
8.“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毀滅”?
9.尋找普世的評價標準
10.是法理思維,還是科學思維?
九、歷史之用的特殊性
1.歷史有什麼用?
2.記憶的自然作用
3.遺忘也是生活所必需
4.求真第一,還是致用優先?
5.不論真假,都有效用
6.歷史之用的虛擬性
7.歷史該怎麼用?
8.史學的異化和社會良心
9.歷史學家的責任
10.如何遏制歷史之濫用
基本讀本和參考書目
後記
再版後記
引言
一、史學是什麼?
1.質疑與批評
2.歷史學的科學化
3.徹底的批判與反思
4.史學理論研究的起步
5.“史學概論”,概論什麼?
6.“歷史認識論”的興起
7.何、龐之分歧
8.元問題及其研討路徑
二、史實與史家
1.歷史學的“月亮問題”
2.事實能否自己說話?
3.以事實為中心的史學理念
4.事實與非事實
5.史實與史家的關聯性
6.誰決定了歷史的意義
7.三種歷史事實
8.歷史事實的類型
9.普通事實的量化問題
三、歷史的真實
1.歷史學的分層
2.“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
3.認知圖式與雙向建構
4.對符合說的詰難
5.一種弱化的檢驗
6.李凱爾特的文化科學觀
7.歷史個別的非同一性
8.歷史學有沒有“範型”
9.事實能否說得清?
四、理解與解釋
1.什麼是歷史學Ⅱ?
2.移情與體驗
3.歷史的“真了解”
4.理解的差異
5.覆蓋定律及其他
6.“why”和“how”
7.文本的權威消失了?
8.硬性與軟性
9.史家的“彈性”
五、敘事與想象
1.敘事問題
2.現代與後現代之爭
3.歷史就是虛構?
4.建構與解構
5.“大屠殺”問題
6.歷史學家的想象
7.小說的真實性
8.推理與證據
9.“反事實”的想象
六、歷史的重演
1.科學的尺度
2.個別論與借用論
3.分歧與癥結
4.什麼是重演?
5.相似與同類
6.歷史的相似與重演
7.澄清一種誤解
8.從因果性到因果律
9.幾種不同的必然性
10.歷史能否預言?
七、因果關系與理論命題
1.何為歷史學的原因?
2.復雜化與簡約化
3.理論陳述的非清晰性
4.“相干性”問題
5.測不準和不確定
6.概率問題
7.歷史學的概括
8.理有概然,勢無必至
八、歷史學的人文性
1.史學要不要評價?
2.從柯林武德的一段話說起
3.歷史需要不斷地重寫
4.歷學哲學的特殊問題
5.配景論與不可通約性
6.客觀性不等于真理性
7.人文界的“實然”與“應然”
8.“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毀滅”?
9.尋找普世的評價標準
10.是法理思維,還是科學思維?
九、歷史之用的特殊性
1.歷史有什麼用?
2.記憶的自然作用
3.遺忘也是生活所必需
4.求真第一,還是致用優先?
5.不論真假,都有效用
6.歷史之用的虛擬性
7.歷史該怎麼用?
8.史學的異化和社會良心
9.歷史學家的責任
10.如何遏制歷史之濫用
基本讀本和參考書目
後記
再版後記
序
當代實踐的歷史學家們往往習慣于“低頭拉車”而不習慣于“抬頭看路”。這里假設的前提仿佛是說︰結論是早已經擺好在那里的了,歷史學家的任務,無非就是為它再一次地補充上一份例證而已。你能填充一項例證,就算是作出了一分成績,你能補充兩份例證,就算是作出了兩分成績。正有如諸葛大丞相在“空城計”中的名言︰“國家事用不著爾等勞心。”這種為學的態度乃是經學的態度,《聖經》里面每提到一樁事件時,往往總是要強調“這就應了經上的話”雲雲。原來真理早在經上都有了,人們所見證的事實無非是為經上的真理再一次地提供一個例證而已。歷來經學家的神聖職責無非就在于代聖賢立言、弘揚經義,而絕不可以對經義本身加以反思乃至拷問。然而真正的科學或哲學則恰是要對歷來的經義不斷地加以反思、質疑和拷問。實驗、數據、資料和思想理論,雙方永遠是相互作用並相互促進的。
如果學術的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而不僅只是要弘揚經義、代聖賢立言,那麼學者就不應該單純局限于找材料來充實自己的觀點,而應該同時不斷地反思並批判自己所據以立論的根據。這里的“批判”一詞是指它18世紀的原來意義,即學者必須在自己的思想上經歷一番邏輯的洗練或自我批評,借以檢驗自己立論的可實證性(或可證偽性)。任何學術思想,凡是不經過一番批判的洗禮的,都只能是一種經學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種科學的論證。
中國傳統的歷史學是通過一套倫理道德的教誨所傳承下來的,即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其目的並不在于通過知識去尋求真理,而是以事例進行說教,引導人們更好地去實踐某種倫理價值(如忠君、愛國)。一直要到20世紀之初,史學界才開始自覺地開展一場史學革命,即所謂“新史學”的出現。新史學的登場對于傳統的經學說教,確實有一番摧陷廓清之功,使人們的思想認識煥然一新,不再拘守在陳腐的說教束縛之下。到了五四時期,新的歷史學已經從傳統的政治倫理說教之下解放出來,獲得了自己的獨立地位。學術有其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它不再單純是神學說教的女僕,為某種流俗的利益服務。但是五四運動在其理論方面也不免有局限。當時的學術思想大抵是在西方19世紀實證主義思潮的大氣候之下進行的,而以歷史學尤甚。它力圖把歷史學拉到樸素的事實的層面上來,但事實本身卻並不構成其為歷史學。歷史本身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實證的,盡管它不排斥自己有實證的一方面,然而歸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並不就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實證的範圍之內。證據或史料本身是不會說話的,說話的乃是掌握了這些材料的人。 自然科學的研究以自然世界為其對象,自然世界本身是客觀的,研究者設定它是沒有思想、意志或感情的,所以並不用考慮其間有任何的人文動機。然而歷史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人文世界,它徹頭徹尾貫穿著人們的思想、意志和感情。故而歷史的研究方式就不可能簡單地等同于對自然世界的研究方式,盡管它也要利用自然科學的某些操作方式,如對某些古物的成分與年代的鑒定,為某些社會現象建立數量化模型等等。人們總是習慣于說︰事實就證明了什麼什麼。但是事實本身並不能進行論證,進行證明的乃是使用這些材料的人。而任何人都是為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所制約著的,因此就沒有通常意義上那種所謂的客觀。即使是人人都有目共睹的,也並不就意味著客觀。例如,彩虹是人人看到的,但它並沒有客觀存在。自然現象尚且如此,人文現象就更加微妙得多了。歷史就其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不可能不是與自然世界的必然律相一致的這一方面而言,它是不會脫離或者是違反自然世界的,故而也要服從自然界的必然規律。但是人文世界是人的創造,而不是(或不單純是)自然的創作,或者借用一位哲學家的話來說︰歷史乃是自由人所創造的自由的事業。因而它就是人為的而非自然的。或者,我們不妨使用一種形象的說法︰歷史的軌跡是在這樣一個坐標上運行的,這個坐標系的兩個軸,一個代表著物質世界的表著人文精神的自由創造。因此,歷史本身的運動軌跡就具有兩重性,它是受這兩者共同制約的結果。或者也可以把歷史比作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它的走向乃是這一平行四邊形兩邊合力的結果。所以歷史學的研究,一方面是要探討歷史行程之必然的,不以人的精神作用為轉移的必然規律;但同時另一方面就要探討歷史行程之中那些非必然的人文動機的作用。
如果學術的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而不僅只是要弘揚經義、代聖賢立言,那麼學者就不應該單純局限于找材料來充實自己的觀點,而應該同時不斷地反思並批判自己所據以立論的根據。這里的“批判”一詞是指它18世紀的原來意義,即學者必須在自己的思想上經歷一番邏輯的洗練或自我批評,借以檢驗自己立論的可實證性(或可證偽性)。任何學術思想,凡是不經過一番批判的洗禮的,都只能是一種經學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種科學的論證。
中國傳統的歷史學是通過一套倫理道德的教誨所傳承下來的,即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其目的並不在于通過知識去尋求真理,而是以事例進行說教,引導人們更好地去實踐某種倫理價值(如忠君、愛國)。一直要到20世紀之初,史學界才開始自覺地開展一場史學革命,即所謂“新史學”的出現。新史學的登場對于傳統的經學說教,確實有一番摧陷廓清之功,使人們的思想認識煥然一新,不再拘守在陳腐的說教束縛之下。到了五四時期,新的歷史學已經從傳統的政治倫理說教之下解放出來,獲得了自己的獨立地位。學術有其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它不再單純是神學說教的女僕,為某種流俗的利益服務。但是五四運動在其理論方面也不免有局限。當時的學術思想大抵是在西方19世紀實證主義思潮的大氣候之下進行的,而以歷史學尤甚。它力圖把歷史學拉到樸素的事實的層面上來,但事實本身卻並不構成其為歷史學。歷史本身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實證的,盡管它不排斥自己有實證的一方面,然而歸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並不就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實證的範圍之內。證據或史料本身是不會說話的,說話的乃是掌握了這些材料的人。 自然科學的研究以自然世界為其對象,自然世界本身是客觀的,研究者設定它是沒有思想、意志或感情的,所以並不用考慮其間有任何的人文動機。然而歷史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人文世界,它徹頭徹尾貫穿著人們的思想、意志和感情。故而歷史的研究方式就不可能簡單地等同于對自然世界的研究方式,盡管它也要利用自然科學的某些操作方式,如對某些古物的成分與年代的鑒定,為某些社會現象建立數量化模型等等。人們總是習慣于說︰事實就證明了什麼什麼。但是事實本身並不能進行論證,進行證明的乃是使用這些材料的人。而任何人都是為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所制約著的,因此就沒有通常意義上那種所謂的客觀。即使是人人都有目共睹的,也並不就意味著客觀。例如,彩虹是人人看到的,但它並沒有客觀存在。自然現象尚且如此,人文現象就更加微妙得多了。歷史就其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不可能不是與自然世界的必然律相一致的這一方面而言,它是不會脫離或者是違反自然世界的,故而也要服從自然界的必然規律。但是人文世界是人的創造,而不是(或不單純是)自然的創作,或者借用一位哲學家的話來說︰歷史乃是自由人所創造的自由的事業。因而它就是人為的而非自然的。或者,我們不妨使用一種形象的說法︰歷史的軌跡是在這樣一個坐標上運行的,這個坐標系的兩個軸,一個代表著物質世界的表著人文精神的自由創造。因此,歷史本身的運動軌跡就具有兩重性,它是受這兩者共同制約的結果。或者也可以把歷史比作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它的走向乃是這一平行四邊形兩邊合力的結果。所以歷史學的研究,一方面是要探討歷史行程之必然的,不以人的精神作用為轉移的必然規律;但同時另一方面就要探討歷史行程之中那些非必然的人文動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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