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民族主義的認同建構及其啟示︰爭論中的哈貝馬斯國際政治理念

叢書總序
導論
第一章 歷史上的思想家
第一節 歐洲統一的目的
第二節 歐洲統一的基礎
第三節 歐洲的統一與世界主義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
第一節 前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
第二節 現代社會集體認同為何會成為一個問題？
第三節 現代社會集體認同的規範內涵
第三章 後民族主義的集體認同建構——突破民族認同與民族國家的框架
第一節 憲法愛國主義
第二節 哈貝馬斯與泰勒之爭——以法律建制為中心的集體認同對多元文化的包容
第三節 民族國家在當代全球化、多元文化壓力下的困境
第四章 普世主義價值——歐洲與世界
第一節 歐洲政治一體化的合法性
第二節 人權的普遍主義與人權的相對主義
第三節 作為法律規範的人權與作為道德規範的人權
第四節 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第五章 後民族主義的歐洲？——在現實與理想之間
第一節 土耳其與歐盟的集體認同︰規範的、文化的抑或是現實的考慮？
第二節 歐盟東擴與俄羅斯︰容納還是對立？
第三節 正在形成的歐洲公共領域？
第四節 共同歐洲移民政策——後民族主義的歐洲還是歐洲民族國家？
第五節 危機中的考驗——分裂還是團結？
第六節 歐洲——通向世界內政的先行者？
第六章 哈貝馬斯後民族主義認同理論的批評者
第一節 民族主權主義者的基本主張
第二節 民族認同的人為性
第三節 對民族國家“衰落論”的批評
第四節 對憲法愛國主義的批評
第五節 公民共和主義︰超越民族主義與憲法愛國主義？
第六節 激進的後民族主義——拒絕任何形式的認同政治
第七章 為後民族主義辯護
第一節 如何應對來自民族主義者的批評？
第二節 倒向民族主義的後民族主義？
第三節 小結
第八章 中國語境
第一節 中國的思想傳統
第二節 不同的思想資源︰西方與中國
第三節 中國的當代語境
第四節 中國的大國責任
參考文獻
後記

最近四十多年來發生在歐亞等地區許多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問題，大概是近半個世紀世界歷史發展中與各國的國計民生最相關聯，因而也是令人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同時，轉型問題不可避免地是充滿著爭議的學術領域之一。所以，對于轉型問題的研究就很自然地成為當今國際國內學界各個領域所重視的對象。

一

對于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問題在各個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叫法，最為普遍的叫法就是“改革”。但是“改革”一詞原來是相對于“革命”而言的。一般說來，前者意味著是在基本憲政制度不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所發生的體制變化，而後者指的是改朝換代式的基本國家制度的更替。但是，最近三四十年中所發生的體制變革似乎打亂了這種詞義上的區別。體制變遷既可以發生在憲政制度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之下，例如中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所推進的改革；同時，也可以發生在社會基本制度發生天翻地覆的重大變化的歷史過程當中，就像伴隨著蘇聯解體所出現的這一場先叫“重構”、後來又叫“改革”的制度變遷。發生在俄羅斯的引起了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如此重大變化的轉型，盡管其形式是那麼激進，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卻認為這場變革的內容中還是透漏出了很多的傳統基因。而發生在中國的這場漸進性、局部推進式的改革，從形式上看是比較穩健的，但是，按照鄧小平的理解︰改革就是革命。

政治經濟體制轉型所包含著的這些不同類型的社會變革本身已經說明其內容之復雜、其形式之多樣、其背景之深遠，而這樣的復雜多樣的體制變革卻集中發生在最近這三四十年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並且是發生在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各個地區和各個國家，足見其非同一般。根據不少國際學者的理解，這場史無前例的制度轉型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從歐洲南部首先開始的。當時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先後發生的民主政權取代獨裁政權的變革引發了一個世界範圍內的轉型進程。在此之後，大體上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由于人文、地緣、經濟，以及傳統紐帶的聯系等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在拉丁美洲和東亞差不多同時大規模地開始了從軍人專權或者威權體制向民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轉換。而發生在前蘇聯東歐地區的轉型進程，實際上更早就開始了。最早甚至于可以追溯到二戰剛剛結束時在南斯拉夫地區出現的變革過程。南斯拉夫在政治、經濟、社會，甚至于在對外關系中（特別是對蘇聯關系上）尋求各種類型的“自治”的努力相當直接地影響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匈牙利和波蘭的改革。而50年代中期先是改革，而後發生的震驚世界的波蘭和匈牙利的事變又深深地影響了60年代中期以後發生在大多數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這一階段的改革斷斷續續地延伸到80年代後期。緊接著的就是令整個世界措手不及的先是東歐、後是蘇聯的以政治劇變為標志的冷戰的終結。

出現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並且是有著不同類型和具有不同影響的體制轉型過程，大體上有著相似的社會歷史內容，那就是從傳統的權力較為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其形式可以是軍人政權、政治威權體制，也可以是傳統計劃體制）向現代的民主、法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轉換。這樣一種巨大的歷史性轉換超越了意識形態、社會體制、種族膚色、地理方位，包括發展水平和國家實力等各種差別，顯示出五彩斑斕、聲勢浩大的局面。

按照科爾奈的說法，發生在20世紀最後這幾十年的體制轉型進程，是自世界歷史告別中世紀，進入近代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社會歷史的變革。這場體制轉型所具有的巨大規模和深刻意義唯有工業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建立這樣的大變革才可以比擬。如果從所涉及的國家來說，從南歐到拉美、從東亞到到東歐、從非洲和南亞，各地大多數非歐美國家都被卷進了這樣一個民主化、市場化的宏大進程中，其規模與氣勢確實令人嘆為觀止。如果從變革的深度和影響力來說，一方面是激發了這麼一大片國家和地區的活力，提升了它們的實力、效率和發展水準，深刻地改變了這些地區和國家的面貌，使之在當今世界權力轉移過程中越來越明顯地形成了一個與傳統的歐美列強抗衡的格局；另一方面，由這場大變革所引起的沖擊和動蕩也足以令人瞠目，其中最為讓人料想不到的就是蘇聯的解體，包括東歐的劇變。

這樣的一場大變化，除了少數地區和國家，基本土是在兵不血刃的和平情況下發生的，因此也就更多地留下了關于體制與社會轉型問題的各種不同看法與意見，迄今難以統一。這一時期各國各地區內部體制轉型進程中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始終伴隨著一個遍及世界各處的外部的宏大過程︰全球化。現在的研究還沒有能夠搞清楚，到底是20世紀末葉的全球化過程引發了各國內部的體制轉型，還是相反，由各國體制變遷推動了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也許這是一個永遠無法求解的“蛋生雞”與“雞生蛋”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但是不管怎麼說，這兩種現象互相作用而發生的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