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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歷上海經濟體制改革的幾件大事 徐匡迪
1978年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一年b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重新樹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改草開放的戰略方針,帶領億萬中圖人民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這30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年代,也是我人生經歷中最難忘的歲月。
一
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當時,中國實行改革開改不久;到國外學習和工作的人還不多。我十分珍惜這一寶貴的機會,努力參與鋼彀冶金新技術的開拓,並旁昕了宏觀經濟學等課程。1983年,我到瑞典蘭塞爾鋼鐵公司,並做了兩年多技術副總經理,在實踐中積累了現代企業管理的經驗。這些國外的經歷是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重大轉折,它大大地開拓了我的眼界,為我後來苣經濟轉型中從事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回國後,經錢偉長校長提名,我出任上海大學常務副校長,三年後又被朱鉻基市長任命為上海市教衛辦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長。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二個重大轉折,即從教學、科研工作轉向政府部門工作。我十分珍惜已有相當基礎的科研工作。經錢偉長校長與朱市長商定,我一周四天在高教局工作,其余三天回校帶博士生及做科研。
1991年初,我隨朱市長率領的上海市代表團訪問歐洲。有一次在法國證券交易所,翻譯的同志對可轉換債券不了解,翻成了轉型的債券。朱市長問這是什麼意思?我解釋說,企業可先發債券,如果經營三年效果好的話,債券可以變成股票,成為它的資本金。朱市長听後不大確信,便用英文問證券交易所的總經理,結果法國人連聲說對。事後朱市長問我︰你是學工搞鋼鐵的,怎麼會知道金融?我說,我在瑞典蘭塞爾公司工作的時候,公司發行過可轉換債券。通常,我們要承包一個鋼廠投資項目,制造設備的時候需要融資,通過這一途徑融資,成本最低。
在回國的飛機上,朱市長叫我過去,他說︰“回上海後你不要到教衛辦了,我現在缺少懂經濟、特別是懂國際經濟的人,你就到計委去工作。”我說︰“不行,我可是不喜歡計劃經濟的。”他听後哈哈大笑,說︰“好啊,我終于找到了一個不喜歡計劃經濟的人到計委去工作了。”他當時己經醞釀改革,要使上海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三個重大轉折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我當計委主任以後沒多久,朱市長就調到北京做常務副總理了,但他已為上海經濟的轉型奠定了方向。
1992年春節,鄧小平同志來到上海,接見上海市委常委,我也出席了會見。吳邦國書記向小平同志介紹我說︰“這是一位國外回來的教授,現在從政了。”小平同志說︰“教授從玻好啊!搞‘四化’需要有很多的教授從政。”我听後受到極大的鼓舞,下定決心,一定要把自己的科技知識和對國外市場經濟的了解,應用到實際工作中去,為祖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