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只小雞在爭奪一條蚯蚓時,我們能否說雞群中存在著“私有制”?當尚未學會說話的嬰兒因被人奪走奶瓶而哭鬧或因“想要”而伸手去搶別人手中的玩具時,我們能否說他一出娘胎便具有了“私有者意識”?當然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為作為自然屬性的私欲與作為一種社會規範的私有權——私有者權利觀念是兩種本質上不同的東西。
歷來我國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資分配”,而是“按權分配”的,最有資格當地主的並不是商人,而是權貴。有權勢的江南縉紳兼並土地,無權勢的關中“陝商”不置田產,都不過是這一“傳統”的不同表現模式而已。
如今等級遍布、權力萬能不僅已造成嚴重的社會病,而且使我們所講的“階級”概念也走火入魔,從馬克思所講的建立在“物的聯系”基礎上的利益集團變成了最徹底的等級——我們的“階級成分”一度成了不因生產關系改變而改變、不因經濟地位的變遷而變遷,不但決定本人命運,還可傳之子孫的某種世襲身份,直到演變為“紅五類”“黑五類”那樣赤裸裸的現代種姓制與賤民制!
理性的覺醒決不僅僅是一個思想進化過程,它與社會化商品經濟的發展、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我們過去脫離後者而企圖僅僅依靠宣傳唯物主義與無神論來克服蒙昧與迷信,結果卻在一場“無神論者的造神運動”中受到了歷史的嘲弄,教訓至深!
目錄
序言︰“前近代”研究的當代意義
緒論︰農民、農民學與農民社會的現代化
第一章 欲識廬山真面目——什麼是封建社會
一、“農民(peasant)”與封建社會
二、“似乎不成問題”的問題
三、從一場爭論談起
四、馬克思的封建社會觀怎樣變成農民的封建社會觀?
第二章 羌笛聲中楊柳怨——舊關中小農社會分析
一、封建社會的“關中模式”
二、關于“關中無地主”
三、關中無租佃
四、關中有封建
第三章 問渠哪得渾如許、——“關中模式”的社會歷史淵源與宗法農民研究中的理性重構
一、民國中前期的關中模式
二、清初以來的關中模式
三、長畛、土地流通及其他
四、“自然經濟的經營地主”與“過密化”問題
五、關中模式的若干背景
六、關中模式的經驗意義與邏輯意義
第四章 束縛與保護的協奏曲——封建關系的三要素
一、自然經濟與“命令經濟”
二、宗法共同體的“公”與“私”
三、人身依附關系︰強制的與“自願”的不自由
四、束縛與“保護”︰一張恢恢天網
第五章 “朱門”之外有平均,“凍死骨”中無分化——宗法時代的社會分層
一、等級分化與階級分化
二、宗法小農的分化與“恰亞諾夫循環”
三、宗法式社會的分化模式及其定量分析
第六章 “自由封建主義”質疑——中國封建社會特點問題
一、“亞細亞生產方式”、“商業資本主義”與“自由封建主義”
二、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與“私有財產”
三、“偽商品經濟”與租佃制
四、封建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我國封建人身依附關系比西方中世紀“松弛”嗎?
五、“抑兼並”——僅僅是一種“欺騙”嗎?
第七章 農民的塞文與農民的萬代——農民在封建社會中的位置
一、農民的“兩重性”質疑
二、掙脫束縛的私有者一一農民的革命性
三、渴求“保護”的共同體成員——農民的保守性
四、宗法農民的“階層”——亞等級分析
五、既是動力,又是對象——農民與民主革命
第八章 “難對付的階級”及其心態——宗法農民文化的社會整合
一、“東方型嫉妒”及其他——種族文化觀與社會文化觀
二、阿Q的劣根性是趙太爺教育出來的嗎?——宗法共同體文化整合中的農民文化
三、“都市里的村莊”——為什麼城里人比農民有更多的“農民意識”?
四、農民文化與“有文化的農民”——從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心態談起
第九章 “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具體農民”與“抽象農民”的二重價值系統
一、宗法農民社會價值取向的二重性
二、“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關于“農民領袖反農民”問題
三、“農民民主主義”與近代民主制度的不同價值論基礎
第十章 人性的萎縮與人情的膨脹——農民文化的倫理觀探析
一、人性與人情
二、“貧農的性自由”與禮教的性禁錮
三、“人情同心圓”與農民社會的信息傳播模式
四、“家族凝聚力”之謎
五、“人情同心圓”的消解與親緣組織的“現代化”
第十一章 非理性種種——農民思維方式探析
一、中國文化是一種“理性文化”嗎?
二、“理性的小農”與農民的非理性
三、宗法農民非理性的各種類型
第十二章 農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古典小農與古典文明
二、“五月花精神”與“美國式道路”
三、廣義民主革命與農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
四、嚴重的教訓
五、世界“後現代化”時代的農民改造問題與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兩種前途
結束語 從田園詩到狂想曲
緒論︰農民、農民學與農民社會的現代化
第一章 欲識廬山真面目——什麼是封建社會
一、“農民(peasant)”與封建社會
二、“似乎不成問題”的問題
三、從一場爭論談起
四、馬克思的封建社會觀怎樣變成農民的封建社會觀?
第二章 羌笛聲中楊柳怨——舊關中小農社會分析
一、封建社會的“關中模式”
二、關于“關中無地主”
三、關中無租佃
四、關中有封建
第三章 問渠哪得渾如許、——“關中模式”的社會歷史淵源與宗法農民研究中的理性重構
一、民國中前期的關中模式
二、清初以來的關中模式
三、長畛、土地流通及其他
四、“自然經濟的經營地主”與“過密化”問題
五、關中模式的若干背景
六、關中模式的經驗意義與邏輯意義
第四章 束縛與保護的協奏曲——封建關系的三要素
一、自然經濟與“命令經濟”
二、宗法共同體的“公”與“私”
三、人身依附關系︰強制的與“自願”的不自由
四、束縛與“保護”︰一張恢恢天網
第五章 “朱門”之外有平均,“凍死骨”中無分化——宗法時代的社會分層
一、等級分化與階級分化
二、宗法小農的分化與“恰亞諾夫循環”
三、宗法式社會的分化模式及其定量分析
第六章 “自由封建主義”質疑——中國封建社會特點問題
一、“亞細亞生產方式”、“商業資本主義”與“自由封建主義”
二、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與“私有財產”
三、“偽商品經濟”與租佃制
四、封建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我國封建人身依附關系比西方中世紀“松弛”嗎?
五、“抑兼並”——僅僅是一種“欺騙”嗎?
第七章 農民的塞文與農民的萬代——農民在封建社會中的位置
一、農民的“兩重性”質疑
二、掙脫束縛的私有者一一農民的革命性
三、渴求“保護”的共同體成員——農民的保守性
四、宗法農民的“階層”——亞等級分析
五、既是動力,又是對象——農民與民主革命
第八章 “難對付的階級”及其心態——宗法農民文化的社會整合
一、“東方型嫉妒”及其他——種族文化觀與社會文化觀
二、阿Q的劣根性是趙太爺教育出來的嗎?——宗法共同體文化整合中的農民文化
三、“都市里的村莊”——為什麼城里人比農民有更多的“農民意識”?
四、農民文化與“有文化的農民”——從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心態談起
第九章 “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具體農民”與“抽象農民”的二重價值系統
一、宗法農民社會價值取向的二重性
二、“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關于“農民領袖反農民”問題
三、“農民民主主義”與近代民主制度的不同價值論基礎
第十章 人性的萎縮與人情的膨脹——農民文化的倫理觀探析
一、人性與人情
二、“貧農的性自由”與禮教的性禁錮
三、“人情同心圓”與農民社會的信息傳播模式
四、“家族凝聚力”之謎
五、“人情同心圓”的消解與親緣組織的“現代化”
第十一章 非理性種種——農民思維方式探析
一、中國文化是一種“理性文化”嗎?
二、“理性的小農”與農民的非理性
三、宗法農民非理性的各種類型
第十二章 農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古典小農與古典文明
二、“五月花精神”與“美國式道路”
三、廣義民主革命與農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
四、嚴重的教訓
五、世界“後現代化”時代的農民改造問題與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兩種前途
結束語 從田園詩到狂想曲
序
《田園詩與狂想曲》初版于1996年。但它在1989年就曾作為一套叢書中的一本排印過,只是那年的變故導致叢書被取消,它的問世也就又拖了6年多,期間雖有若干增補修改,但基本上它是一部1980年代的著作。作為直接的緣由,1986年我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群體”研究,這本書算是這個項目的成果。但我對這一課題興趣的形成則要早得多。
1980年代我在陝西師範大學任教,那時該校開辦函授,每年都要派教師到各地的函授站進行面授輔導,我因此每年都有一段時間到各地搞面授,先後去過關中的渭南、臨潼、合陽、華陰、大荔、寶雞、鳳翔等縣。我那時有個習慣,每逢外出,無論因私因公,都要在學校開一疊到圖書館、文化館、方志辦、檔案館……去“查資料”的證明,盡管多數情況下如果不是專門去搞項目調研,而是因為其他事情來去匆匆,就很少有時間利用這些證明,但是這幾次的面授,上課時間常在晚上,白天可以到處去跑,收獲就很大。當時利用檔案搞研究的風氣還未興,尤其國內史學界除了對明清內閣大庫、南京民國檔案和著名的巴縣、曲阜孔府檔案有所利用外,一般的地方中小檔案館幾乎無人問津,各地都是館舍破舊、門可羅雀、編目不詳,條件十分簡陋。但是好在衙門氣息和各種清規戒律要比現在少得多。當時查檔的多是搞人事、政審這類機關的公務同仁,很少接待社會各界的百姓。你只要持有足夠級別的介紹信,就被當做“公務”接待,服務十分熱情,也沒有什麼“創收”賺錢的考慮。我因此在各市縣的檔案館(以及一些部門如寶雞市公安局的檔案室)看到大量關中土改前後乃至清代的鄉村社會資料,聯系到在關中工作時耳聞目睹的各種口傳掌故和文獻,就有了這個“關中模式”的想法。
在1980年代,我國人文學科搞計量研究的還不多,今天人們在報刊上就能看到的吉尼系數之類概念,那時還極少有人提,更少有人在歷史研究中使用。我受到M I 芬利、R 鄧肯-瓊斯和趙岡等經濟社會史家的影響,較早地在農民史研究中使用了這些方法,這也是本書的特點之一。
但是今天看來,我認為本書最大的特點還是書中對所謂“前近代社會”及其現代化轉型的系統思考。這是與當時的社會氛圍和時代背景相關的。
二
1980年代是中國改革前期,當時中國剛剛走出“文革”時代的愚昧、封閉、沉悶狀態,開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那時社會上思潮涌動,各種“主義”迭興,號稱“新啟蒙”、“文化熱”。我作為“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整天埋首故紙堆,在當時被不少人看成是做“死學問”的,基本上沒有卷入那時群星燦爛的“文化”討論。但實際上我還是有強烈的社會關懷。我原來當了9年多的下鄉知青,痛感當時鄉村的落後和積弊,入學後又師從我國土地制度史、農民戰爭史(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農民史)名家趙儷生教授。而趙先生不僅學術高深,還有豐富的革命閱歷(但不是當官的閱歷,相反,他的閱歷基本上就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的故事),是一個思想家型的學者。他主張“小問題要越做越大,大問題要越做越小”,把縱深的思考和細密的考證相結合。這樣的風格對我影響很大。
趙先生非常重視馬克思的“亞細亞國家”理論。這一理論與“共同體”概念密切相關。在19世紀,古代或“傳統”社會以身份性、強制性和依附性的“整體”為特征,而近(現)代化意味著個性與個人權利的覺醒和自由人的契約聯合,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各種“進步”思想的共同觀點。舉凡盧梭、黑格爾、梅恩、密爾、滕尼斯、迪爾凱姆乃至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這麼看的。馬克思認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這些“整體”的演變過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後由家庭“擴大成為氏族”,又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形成各種更大的共同體。或者說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包括︰由家庭“擴大成為部落”,然後是“部落的聯合”。由這些“自然形成的”組織再合成“凌駕于所有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即“亞細亞國家”。在這些壓抑個性的“共同體”或“統一體”中,個人只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個人本身就是“共同體的財產”。由所有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產生出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之父”的依附。而這,就是“亞細亞專制”之源。
……
1980年代我在陝西師範大學任教,那時該校開辦函授,每年都要派教師到各地的函授站進行面授輔導,我因此每年都有一段時間到各地搞面授,先後去過關中的渭南、臨潼、合陽、華陰、大荔、寶雞、鳳翔等縣。我那時有個習慣,每逢外出,無論因私因公,都要在學校開一疊到圖書館、文化館、方志辦、檔案館……去“查資料”的證明,盡管多數情況下如果不是專門去搞項目調研,而是因為其他事情來去匆匆,就很少有時間利用這些證明,但是這幾次的面授,上課時間常在晚上,白天可以到處去跑,收獲就很大。當時利用檔案搞研究的風氣還未興,尤其國內史學界除了對明清內閣大庫、南京民國檔案和著名的巴縣、曲阜孔府檔案有所利用外,一般的地方中小檔案館幾乎無人問津,各地都是館舍破舊、門可羅雀、編目不詳,條件十分簡陋。但是好在衙門氣息和各種清規戒律要比現在少得多。當時查檔的多是搞人事、政審這類機關的公務同仁,很少接待社會各界的百姓。你只要持有足夠級別的介紹信,就被當做“公務”接待,服務十分熱情,也沒有什麼“創收”賺錢的考慮。我因此在各市縣的檔案館(以及一些部門如寶雞市公安局的檔案室)看到大量關中土改前後乃至清代的鄉村社會資料,聯系到在關中工作時耳聞目睹的各種口傳掌故和文獻,就有了這個“關中模式”的想法。
在1980年代,我國人文學科搞計量研究的還不多,今天人們在報刊上就能看到的吉尼系數之類概念,那時還極少有人提,更少有人在歷史研究中使用。我受到M I 芬利、R 鄧肯-瓊斯和趙岡等經濟社會史家的影響,較早地在農民史研究中使用了這些方法,這也是本書的特點之一。
但是今天看來,我認為本書最大的特點還是書中對所謂“前近代社會”及其現代化轉型的系統思考。這是與當時的社會氛圍和時代背景相關的。
二
1980年代是中國改革前期,當時中國剛剛走出“文革”時代的愚昧、封閉、沉悶狀態,開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那時社會上思潮涌動,各種“主義”迭興,號稱“新啟蒙”、“文化熱”。我作為“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整天埋首故紙堆,在當時被不少人看成是做“死學問”的,基本上沒有卷入那時群星燦爛的“文化”討論。但實際上我還是有強烈的社會關懷。我原來當了9年多的下鄉知青,痛感當時鄉村的落後和積弊,入學後又師從我國土地制度史、農民戰爭史(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農民史)名家趙儷生教授。而趙先生不僅學術高深,還有豐富的革命閱歷(但不是當官的閱歷,相反,他的閱歷基本上就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的故事),是一個思想家型的學者。他主張“小問題要越做越大,大問題要越做越小”,把縱深的思考和細密的考證相結合。這樣的風格對我影響很大。
趙先生非常重視馬克思的“亞細亞國家”理論。這一理論與“共同體”概念密切相關。在19世紀,古代或“傳統”社會以身份性、強制性和依附性的“整體”為特征,而近(現)代化意味著個性與個人權利的覺醒和自由人的契約聯合,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各種“進步”思想的共同觀點。舉凡盧梭、黑格爾、梅恩、密爾、滕尼斯、迪爾凱姆乃至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這麼看的。馬克思認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這些“整體”的演變過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後由家庭“擴大成為氏族”,又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形成各種更大的共同體。或者說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包括︰由家庭“擴大成為部落”,然後是“部落的聯合”。由這些“自然形成的”組織再合成“凌駕于所有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即“亞細亞國家”。在這些壓抑個性的“共同體”或“統一體”中,個人只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個人本身就是“共同體的財產”。由所有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產生出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之父”的依附。而這,就是“亞細亞專制”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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