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意義深遠的轉型期,現在的管理學思想仍然沿用20世紀的那些基本假設,很少有人去注意它們是不是「事實」。
但實際上,它們都已經過時了。如果用不正確的假設去制定戰略,那將不可避免地把組織個向不正確的軌道。
本書只涉及明天的「熱點」問題,即關鍵性的、決定性的、生死攸關的和明天肯定會成為主要挑戰的問題,將從以下6個方面深刻分析21世紀管理者面臨的挑戰:管理的新范式;戰略——新的必然趨勢;變革的引導者;信息挑戰;知識工作者的生產率;自我管理。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科開創者,他被尊為「大師中的大師」、「現代管理學之父」,他的思想傳播影響了130多個國家;他稱自己是「社會生態學家」,他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影響深遠,他的著作架起了從工業時代到知識時代的橋梁。 1909年彼得·德魯克生於維也納的一個書香門第,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1937年與他的德國校友多麗絲結婚,並移居美國,終身以教書、著書和咨詢為業。
在美國他曾擔任由美國銀行和保險公司組成的財團的經濟學者,以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業的管理顧問。為紀念其在管理領域的傑出貢獻,克萊蒙特大學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為表彰他為非營利領域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國際慈善機構「救世軍」授予德魯克救世軍最高獎項「伊萬婕琳·布斯獎」。
他曾連續20年每月為《華爾街日報》撰寫專欄文章,一生在《哈佛商業評論》上共發表38篇文章,至今無人打破這項紀錄。他著述頗豐,包括《管理的實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責任、實務》《旁觀者》等幾十本著作,以30余種文字出版,總銷售量超過600萬冊。其中《管理的實踐》奠定了他作為管理學科開創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為全球管理者必讀經典。
他曾7次獲得「麥肯錫獎」;2002年6月2013,獲得當年的「總統自由勛章」,這是美國公民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20世紀80年代,德魯克思想被引入中國;2004年,德魯克管理學全面進入中國的管理教育。 2005年11月11日,德魯克在加州克萊蒙特的家中溘然長逝,享年95歲。
序
我總是感覺自已沒有資格為德魯克先生的著作寫序,但是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難卻,此外,作為德魯克先生生前少數耳提面命過的中國人之一,我也有責任和大家分享我從他那里得到的啟迪。
改革開放初期,德魯克夫婦來過中國。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人從戰爭創傷的心理陰影中復原的艱難過程,他遇到的中國人充滿活力和樂觀精神,這一點令他驚訝不已。十年前我剛認識德魯克先生時,他告訴我,世界在蘇聯解體后,只有美國一國獨強的局面是不健康的,應該至少還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國互相制約,在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這幾個正在上升的大國中,只有中國有這種可能。他還說,中國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也可能向壞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中國迅速培養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關重要。這也是他后來全力支持我創辦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的原因。
德魯克管理學院開辦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學院的教授建議我們走精英教育的路線,收昂貴的學費,德魯克先生反對這麼做。他對我說: 「中國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領導它們的精英人才,但中國像任何國家一樣,90%的組織將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們必須發揮作用,單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國最大的弱點是作為一個大國,沒有足夠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你們有一大批能干的人,這些人在實際磨練中學會了怎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生存並取得了成效。他們可能只受過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別聰明和優秀,但卻知道如何精巧地處理事情。這樣的人可能有幾百萬,他們可以領導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組織,他們將建設一個發達的中國。」
這段話透露出德魯克先生對肩負中國未來的管理者,特別是對中小型和地方性組織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為其中的一員,每當我回憶起來都深感責任重大。
我們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劇變時代,而且這些變化影響所及,已經沒有國家、種族、文化和行業的界限。這時德魯克學說中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尤其顯得重要。德魯克先生主張以創新這類演進的方式解決發展問題(劇變時期提供了更多的創新機會),他力圖避免戰爭、革命和「運動」及其背后的強權與暴力給人類帶來的苦難。他一生致力於在延續和變革之間尋求平衡,創新是保持動態平衡的變革手段,而延續的基礎則是維系人類社會存在的那些普世價值觀,包括同情與包容、誠實與正直,以及讓個人享有自由與尊嚴並同時承擔起責任。這些普世價值觀並不是他的發明,它們深深地根植於每一種代表人類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通過自己的著述和咨詢工作,示范一種他稱之為「后現代主義」的觀察與思考方式,這就是從理解全局或整體出發,尋找不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達到把握和解決個別問題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沒有令我們這些普通人望而卻步的理論說教,而是把這些「大道理」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演繹,朴實無華地表達出來。
我想上述貫穿在德魯克學說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們總是稱他的著作為「經典」的原因。經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值得人們一讀再讀,常讀常新。它不會代替你做出決策,制訂方案,但是它會幫你理清思路,從任何新事變中發掘本質,找到它們的歷史淵源。
……
改革開放初期,德魯克夫婦來過中國。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人從戰爭創傷的心理陰影中復原的艱難過程,他遇到的中國人充滿活力和樂觀精神,這一點令他驚訝不已。十年前我剛認識德魯克先生時,他告訴我,世界在蘇聯解體后,只有美國一國獨強的局面是不健康的,應該至少還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國互相制約,在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這幾個正在上升的大國中,只有中國有這種可能。他還說,中國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也可能向壞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中國迅速培養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關重要。這也是他后來全力支持我創辦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的原因。
德魯克管理學院開辦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學院的教授建議我們走精英教育的路線,收昂貴的學費,德魯克先生反對這麼做。他對我說: 「中國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領導它們的精英人才,但中國像任何國家一樣,90%的組織將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們必須發揮作用,單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國最大的弱點是作為一個大國,沒有足夠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你們有一大批能干的人,這些人在實際磨練中學會了怎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生存並取得了成效。他們可能只受過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別聰明和優秀,但卻知道如何精巧地處理事情。這樣的人可能有幾百萬,他們可以領導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組織,他們將建設一個發達的中國。」
這段話透露出德魯克先生對肩負中國未來的管理者,特別是對中小型和地方性組織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為其中的一員,每當我回憶起來都深感責任重大。
我們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劇變時代,而且這些變化影響所及,已經沒有國家、種族、文化和行業的界限。這時德魯克學說中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尤其顯得重要。德魯克先生主張以創新這類演進的方式解決發展問題(劇變時期提供了更多的創新機會),他力圖避免戰爭、革命和「運動」及其背后的強權與暴力給人類帶來的苦難。他一生致力於在延續和變革之間尋求平衡,創新是保持動態平衡的變革手段,而延續的基礎則是維系人類社會存在的那些普世價值觀,包括同情與包容、誠實與正直,以及讓個人享有自由與尊嚴並同時承擔起責任。這些普世價值觀並不是他的發明,它們深深地根植於每一種代表人類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通過自己的著述和咨詢工作,示范一種他稱之為「后現代主義」的觀察與思考方式,這就是從理解全局或整體出發,尋找不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達到把握和解決個別問題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沒有令我們這些普通人望而卻步的理論說教,而是把這些「大道理」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演繹,朴實無華地表達出來。
我想上述貫穿在德魯克學說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們總是稱他的著作為「經典」的原因。經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值得人們一讀再讀,常讀常新。它不會代替你做出決策,制訂方案,但是它會幫你理清思路,從任何新事變中發掘本質,找到它們的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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