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

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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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首先,從主流政治價值的確立到公民文化的培育、政治文化的更新與重建,構成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和核心內容。其次,政治文化對政治發展的影響是雙重的︰推動或阻滯。因此,如何從傳統政治文化中汲取現代政治文化資源,如何吸納人類優秀的政治文化遺產,如何實現本土政治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是各國在實現政治現代化方面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作者簡介︰
張桂琳 現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政治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社科基金政治學科規劃組評審專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西方政治思想史課題組首席專家、國家精品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主持人、國家級教學團隊(政治學基礎課程)帶頭人。
 

目錄

第一編 西方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
法律的宗教分析
柏克與梁啟超——革命年代的智者
盧梭對啟蒙思想及現代性弱點的批判與超越
中世紀語境下的個人及其現代性的展露
從權利訴求到路徑選擇︰西方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近代圖譜
民主政治的“純粹類型”與“復合形態”
試論民主治理的意義
第二編 當代西方政治思想與政治發展
法治進程中的公民權利
讓公民直面res publica——憲政共和主義如何塑造積極公民
有效國家權威下的憲政改革
民族政治與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整合——當代西方族群政治論局限與中國和諧民族觀的意義
淺談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特性
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一個思想史的考察
大革命與現代政治的正當性︰施米特與阿倫特的競爭性闡釋
個人自由的理性之維——哈耶克自由思想研究
民族國家的矛盾——來自吉登斯的啟示
齊格蒙特‧鮑曼對西方文明進程的批判性解析
哈貝馬斯的民主分析範式
第三編 中國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
西方政治文化傳統遭遇中國國情
關于東方社會現代化發展戰略取向的幾點斷想
民“本”說的思想境界
中國古典政治哲學論綱——一項基于中西比較視角的審視與分析
帝制中國的兩種基本“公”“私”觀及其制度表現——一個從制度回溯觀念的嘗試
從秦、漢律到唐律的變化看齊儒學對中國刑律的影響
略論宋代的權力制衡思想
20世紀40年代“中間路線”思潮與自由派學人
論政黨模式與政府創新的限度——一種比較分析的視角
當代大學生性別與政治社會化
 

2006年4月,在美麗的香山腳下,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聯袂舉行了第二屆全國政治文化淪壇。來自全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5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論壇以“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為主題,從所提交的論文來看,大致可分為“西方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 “當代西方政治思想與政治發展”和“中國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三方面的內容。現依燼對以上內容作一簡單綜述。

— 西力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

與會學者對西方三大政治思想主流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時也對盧梭的文明觀、西方視野下法律與宗教的關系進行了闡釋

張鳳陽在《民主政治的“純粹類型”與“復合形態”》一文中將民主題域的討論範圍作如下收縮式說明︰(1)民主政治在宏觀上涉及兩大方面。一個方面是國家權力的終極歸屬,即“誰來作主”的問題;另一個方面是國家權力的具體行使,即“如何作主”的問題。(2)作“主”之“民”在民主話語中有兩個維度。對“誰來作主”這一根本問題的解答,應該堅持“天下為公”的基本原則,因此,承載國家主權的人民只能被理解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但是,一旦論及國家權力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具體行使,則具有“道德人格”意味的整體性的人民概念,就只能轉換為相對平實的可計算意義的人民概念。(3)民主訴求的聚焦點隨歷史的變遷而發生位移。從邏輯上講, “誰來作主”乃“如何作主”的前提條件,具有價值優先性;但是,在人民主權原則已得到普遍認同的情況下,通過良好而可行的制度安排來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才真正構成了民主政治建設的頭等要務。(4)民主政治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落差。人民直接議決國家公共事務雖切合民主政治的“理想”,卻難以付諸實行;反過來,在現代社會付諸實行的代議制,則采取了理想“下移”的間接民主形式。這種“下移”是民主的改進。 (5)現實可行的良好的民主是“復合型”民主。“純粹”的民主邏輯無法解決少數人的權利保護和政府體系的權力制約等重大問題,應通過共和、自由、憲政對民主的限制性保護進行闡發。李梅在《試論民主治理的意義》一文中討論了民主治理的含義及其可能面臨的挑戰。提出民主的治理模式意味著一個開放的關系體系,它是由有創造性的、關心公共生活的公民所主導的,如果沒有公民在建設民主社會時所運用的知識、道德整合以及相互理解,民主社會就不可能維持。因此民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相對于專制的治理模式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而言的,它強調的是一個開放的關系體系,社會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完全受國家的控制,其中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發揮著主導作用。

佟德志在《中世紀語境下的個人及其現代性的展露》中分析了中世紀國家與教會的二元分離使西方的個人兼具教民與臣民的雙重角色,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觀;現代化進程改變了中世紀國家與教會分離的格局,形成了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樣式,它亦使得個人的現代性得以展露,即賦予個人以“市民一公民”的雙重身份,並以人權和公民權的形式表現出來。西方現代化的進程以“國家一社會”的分離取代了中世紀“國家一教會”分離的社會結構,從而為人的現代化提供了雙重場景,人也就在這一雙重場景中獲得了本質上的雙重規定性,從而以“市民—公民”的二重化取代了中世紀“教徒一臣民”的二重化,以人權和公民權聲張了自己在雙重場景中的雙重身份,確立了人作為社會行為主體與政治行為主體雙重行為的合法性內涵,從而完成了西方個人觀念的現代化。龐金友在《從權利訴求到路徑選擇︰西方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近代圖譜》一文中認為︰個人權利是近代政治思考的基點。從個人權利出發,分別延承國家路線與社會路線,控工西方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形成了兩條基本路徑。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將這兩條路徑發揮至極致,而自由主義則走在中間,強調個人權利優先,倡導消極國家觀,主張以社會制約權力,堅持“小政府、大社會”的關系模式。這就是近代西方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整體圖景。20世紀上半葉堅持“大政府、小社會”的新自由主義與堅持“弱政府、強社會”的保守自由主義的理論論爭,70年代後堅持“中政府、中社會”的“第三條道路”的中道選擇,都不同程度地打著近代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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