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村落個案研究,所揭示的問題對于歷史發展脈系的把握太過局限,甚至常常將旨在探尋“支配歷史運行”的深層力量或因素的歷史學主旨,淹沒在煩瑣的個體生活史現象描述之中。從制度變遷視角而言,20世紀之初地方自治的政制變革及其後來鄉村政體的反復更迭,科舉之廢引動的新舊學制在鄉間的沖突以及由此形成的對于傳統鄉紳階層內在構成要素的變動等等,都是超越村落和區域特性的宏觀問題,盡管它的具體展開和落實仍然具有區域特征。可以說,20世紀的制度變遷與鄉紳階層的相關性無疑成為本書研究的主要內容。
目錄
總序
前言
一、士紳階層與晚清“民變”——紳民沖突的歷史趨向與時代成因
1.“民變”風潮中的“紳民”沖突
2.“民變”中的士紳︰從“萊陽抗捐”到長沙“搶米風潮”
3.清末新政與“紳權”的“體制化”
4.紳民關系︰從身份等差到利益沖突
二、新學制與舊鄉紳——20世紀前期的新學體制與鄉村士紳
1.新學體制的興起與擴展
2.新學體制與鄉村社會變遷
3.新學體制與士紳離鄉問題
4.新學體制與鄉村危機的顯現
三、鄉村社會流動與鄉紳階層——20世紀前期鄉紳流動的新態勢
1.傳統鄉村的社會流動
2.鄉村社會流動的新態勢
3.新式教育與鄉紳的社會流動
四、“權紳化”走向與農民運動的興起——以湘紳為基點的歷史考察
1.從“士紳”到“權紳”
2.“權紳化”︰紳民矛盾激化的結構性因素
3.無序擴張的紳權與公共利益的喪失
4.農民運動︰打倒“紳權”的革命
5.三種利益取向的歷史交匯
五、從自治到保甲的鄉制更易——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湖鄉村為考察範圍
1.自治替代保甲的新潮向
2.保甲復興的歷史回旋
3.自治為體、保甲為用
4.制度依賴的困惑
六、“村治”模式與鄉紳勢力的興衰——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定縣為例
1.“鄉紳”權勢的興起與地方社會
2.從“紳治”到“官紳合治”
3.權力重組與“鄉紳”之變異
4.新起勢力對鄉村社區的滲透
5.“縣政建設”與鄉紳權勢的起落
6.翟城“村治”理想的破滅
七、宗族、鄉坤與國家的沖突與互動——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閩中“學田案”為例
八、鄉村社會分層與鄉坤的權力資本——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晉西北鄉村為例
九、士紳構成要素的變異與鄉村權力——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晉西北、晉中為例
十、“村選”政治與鄉紳權勢的消亡——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興縣為例
十一、制度變遷、革命話語為鄉紳階層——20世紀前期鄉紳階層消退的歷史軌跡
後記
前言
一、士紳階層與晚清“民變”——紳民沖突的歷史趨向與時代成因
1.“民變”風潮中的“紳民”沖突
2.“民變”中的士紳︰從“萊陽抗捐”到長沙“搶米風潮”
3.清末新政與“紳權”的“體制化”
4.紳民關系︰從身份等差到利益沖突
二、新學制與舊鄉紳——20世紀前期的新學體制與鄉村士紳
1.新學體制的興起與擴展
2.新學體制與鄉村社會變遷
3.新學體制與士紳離鄉問題
4.新學體制與鄉村危機的顯現
三、鄉村社會流動與鄉紳階層——20世紀前期鄉紳流動的新態勢
1.傳統鄉村的社會流動
2.鄉村社會流動的新態勢
3.新式教育與鄉紳的社會流動
四、“權紳化”走向與農民運動的興起——以湘紳為基點的歷史考察
1.從“士紳”到“權紳”
2.“權紳化”︰紳民矛盾激化的結構性因素
3.無序擴張的紳權與公共利益的喪失
4.農民運動︰打倒“紳權”的革命
5.三種利益取向的歷史交匯
五、從自治到保甲的鄉制更易——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湖鄉村為考察範圍
1.自治替代保甲的新潮向
2.保甲復興的歷史回旋
3.自治為體、保甲為用
4.制度依賴的困惑
六、“村治”模式與鄉紳勢力的興衰——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定縣為例
1.“鄉紳”權勢的興起與地方社會
2.從“紳治”到“官紳合治”
3.權力重組與“鄉紳”之變異
4.新起勢力對鄉村社區的滲透
5.“縣政建設”與鄉紳權勢的起落
6.翟城“村治”理想的破滅
七、宗族、鄉坤與國家的沖突與互動——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閩中“學田案”為例
八、鄉村社會分層與鄉坤的權力資本——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晉西北鄉村為例
九、士紳構成要素的變異與鄉村權力——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晉西北、晉中為例
十、“村選”政治與鄉紳權勢的消亡——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興縣為例
十一、制度變遷、革命話語為鄉紳階層——20世紀前期鄉紳階層消退的歷史軌跡
後記
序
就歷史變革的進程而言,中國鄉村的結構性變革始于20世紀初年。而且在整整一個世紀的發展進程中,鄉村社會變遷始終是中國歷史變遷的主體內容,這不僅因為在區位結構中鄉村佔居絕對的多數,而且因為鄉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傳統,從更深層次上代表了中國歷史的傳統。即使對于整個近現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進程,本質上也是鄉村社會變遷的過程。
20世紀初期開始的中國鄉村社會變革雖然在世紀末取得了質的飛躍,但變革的歷史進程卻仍在繼續。“20世紀之中國鄉村社會變遷”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它不僅是從“長時段”探討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課題,而且也是認識當代中國社會變革尤其是農村變革、發展道路的重大課題。這是它所獨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之所在。
當“三農問題”構成制約中國社會發展和實現現代化進程的出問題時,對它的關注和尋求解脫之路的現實需求,催促著我們不得不對其進行學理或學術層面的分析。誠如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張蔭麟說︰“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個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詳盡略遠為旨。”(張蔭麟︰《中國史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自序》)因此,由現代回觀歷史,從歷史審視現代,就必然成為現代史學一個不容回避的課題。
毋庸置疑,困擾當代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有著近代以來自身形成、發展和演變的線索,當然,也是近代歷史進程中人們所曾著力解決的問題。人們早已認識到,雖然近代農民生存條件和生存狀態與傳統社會並無質的差別,但是近代以來的農民生存則也更多地呈現出社會變遷中的具有時代性的特征。因為“我國古時重士農,輕工商,所以農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後,“工商業一天一天地的發達,工商的地位逐漸提高,……農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變壞,他們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楊開道︰《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東方雜志》1927年第24卷第16號)。近代中國農村問題的出現和累計之所以不同于傳統時代,就在于它不僅受到社會政治變動所引發的權力結構的動蕩影響,也不僅受到農村階級結構內在規律引發的土地集中和貧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蕩,而且更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于鄉村社會生存和發展形成的巨大壓力和分解力。立足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探討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就成為我們歷史研究者的責任。
……
20世紀初期開始的中國鄉村社會變革雖然在世紀末取得了質的飛躍,但變革的歷史進程卻仍在繼續。“20世紀之中國鄉村社會變遷”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它不僅是從“長時段”探討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課題,而且也是認識當代中國社會變革尤其是農村變革、發展道路的重大課題。這是它所獨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之所在。
當“三農問題”構成制約中國社會發展和實現現代化進程的出問題時,對它的關注和尋求解脫之路的現實需求,催促著我們不得不對其進行學理或學術層面的分析。誠如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張蔭麟說︰“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個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詳盡略遠為旨。”(張蔭麟︰《中國史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自序》)因此,由現代回觀歷史,從歷史審視現代,就必然成為現代史學一個不容回避的課題。
毋庸置疑,困擾當代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有著近代以來自身形成、發展和演變的線索,當然,也是近代歷史進程中人們所曾著力解決的問題。人們早已認識到,雖然近代農民生存條件和生存狀態與傳統社會並無質的差別,但是近代以來的農民生存則也更多地呈現出社會變遷中的具有時代性的特征。因為“我國古時重士農,輕工商,所以農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後,“工商業一天一天地的發達,工商的地位逐漸提高,……農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變壞,他們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楊開道︰《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東方雜志》1927年第24卷第16號)。近代中國農村問題的出現和累計之所以不同于傳統時代,就在于它不僅受到社會政治變動所引發的權力結構的動蕩影響,也不僅受到農村階級結構內在規律引發的土地集中和貧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蕩,而且更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于鄉村社會生存和發展形成的巨大壓力和分解力。立足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探討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就成為我們歷史研究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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