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國歷史學研究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個階段是1949—1965年,這是歷史學研究的曲折發展時期,這一階段學者們普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自覺運用馬列主義與唯物史觀進行歷史研究,圍繞着古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漢民族的形成問題等課題,學術界展開了長期的討論,取得了不少成績,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研究領域較為單一;受「左」傾和教條主義的影響,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簡單化、公式化;以論帶史的現象普遍;有時甚至混淆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
第二個階段是1966—1976年,這一階段由於受「文化大革命」的沖擊,除了二十四史點校和《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等個別項目因受中央領導的支持得以繼續進行外,大陸學者正常的歷史研究工作幾乎全部中斷;影射史學泛濫成災;許多學者在政治運動中受盡折磨,學術尊嚴遭受嚴重踐踏;更為嚴重的是學術人才的培養工作完全中斷,造成了學界難以彌補的學術斷層現象。
第三個階段是1977年特別是1978年以后,隨着「四人幫」的被粉碎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的歷史研究開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研究隊伍的壯大。老一輩學者在重新投入研究工作,發表大量高質量論著的同時,還積極進行人才的培養,一大批博士、碩士加入到了研究隊伍中,這些「文革」結束后培養出來的年輕一代學者目前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堅力量。第二是研究期刊和研究團體的紛紛涌現,為學者們發表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第三是研究方法的提高。學者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研究時,不再簡單化、公式化地照搬照抄革命導師的經典論述,而是運用唯物史觀辯證地進行學術研究;與此同時,學者們也努力借鑒海外的各種學術流派,如年鑒學派、計量史學、現代化史學等的研究方法,將之運用於自己的學術研究中。第四是研究視野的拓寬。學者們的研究領域廣泛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及中外關系等各個領域;開始研究社會和經濟生活、物質文明、文化及思想史、心態史、城市史等領域。第五是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隨着觀念的轉變和視野的開闊,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看都有顯著的提高。第六是對外學術交流的頻繁。中外學者之間進行了及時而頻繁的溝通,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對於雙方研究的進步都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在這三十年中,許多重要的研究項目得以完成,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中國歷史大辭典》、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夏商周斷代工程」等,學術研究呈現出空前的繁榮。特別是對於歷史理論和方法的探討,考古發現和新史料的不斷涌現,多學科結合的研究趨勢等,將為歷史學今后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