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選編了我近十年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從這些文章中,讀者可以看到我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受到那里的學術思潮特別是牛津語義分析哲學的影響。牛津的哲學氛圍十分注重概念的准確性。牛津學者認為,對關鍵詞和核心概念的清洗和准確定義是歷史研究的必要的一步。語義分析哲學或邏輯實證主義是盎格魯
撒克遜經驗論哲學在當代發展的最新形式。l6世紀起,培根的歸納法就強調認識必須建立在對經驗材料的歸納上。當代牛津學派的歷史認識論認為歷史著述歸根結底是對文本的分析和重構,因此概念作為分析的視角和歷史話語(敘述)的詞,它的性質和准確性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篇歷史著述的質量。的確,概念的混淆不清和分析推理缺乏深度和邏輯嚴密性常是導致我們許多研究論文質量不高的原因之一。郎克強調歷史著述必須依據原始檔案文獻,然而,一篇研究論文不可能全部由摘引文獻檔案來構成,一當涉及轉述、評論和解釋時,就要使用詞和概念。
這本書的許多文章也涉及中西歷史比較,這種研究的偏好同我在去牛津大學之前學習西方史學史、到牛津後從事比較史學研究的經歷有關。世界史應該包括中國史在內,然而,長期以來,我們許多研究者卻把中國史排除在世界史之外。缺少對中國史或者世界史(中國以外的歷史)的知識和研究能力妨礙我們的知識視野。全球化使我們懂得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孤立地進行。對歷史進行比較研究常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許多歷史問題。在國內從事世界史(中國以外的歷史)的研究的一大缺陷或遺憾是我們基本上是利用別人用過的二手資料。這導致我們的世界史研究很難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是,假如我們能夠利用中國的資料,或者以比較的形式來研究問題,我們的世界史研究就更有價值。
目錄
第一部分 文化和文明研究的概念
中國和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概念
中外思想中的文化「雜交」觀念
文明的觀念和教化:中國和歐洲
The Concept of East-West Studies
第二部分 文明史及其比較研究
比較史學的理論方法和實踐
全球史對世界史編纂理論和方法的發展
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和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兼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
近代科學為什麽不能在中國產生?——評近年來中西學者的若干解釋理論
中國和西方歷史思維中的革命觀念
歐洲文化特征芻議
基因考古揭示歐洲人類起源
誰最先到達美洲?——新發現與新理論
當代世界歷史:變革與發展方向
第三部分 西方史學理論和中國歷史研究
解釋在歷史研究中的性質和作用
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發展若干趨勢
20世紀下半葉西方史學認識論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西方歷史哲學
近五十年來西方學者對清代歷史的解讀
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及其方法論
後現代主義及其對清代國際關系的新闡釋
「現代性」概念對20世紀歷史編纂學的意義
法國大革命與歷史研究——牛津大學校長訪談錄
訪問法國著名史學家拉杜里
作為歷史研究本體論范疇的歷史進步觀及其內涵
歷史進步觀與l8世紀西方史學
後記
中國和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概念
中外思想中的文化「雜交」觀念
文明的觀念和教化:中國和歐洲
The Concept of East-West Studies
第二部分 文明史及其比較研究
比較史學的理論方法和實踐
全球史對世界史編纂理論和方法的發展
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和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兼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
近代科學為什麽不能在中國產生?——評近年來中西學者的若干解釋理論
中國和西方歷史思維中的革命觀念
歐洲文化特征芻議
基因考古揭示歐洲人類起源
誰最先到達美洲?——新發現與新理論
當代世界歷史:變革與發展方向
第三部分 西方史學理論和中國歷史研究
解釋在歷史研究中的性質和作用
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發展若干趨勢
20世紀下半葉西方史學認識論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西方歷史哲學
近五十年來西方學者對清代歷史的解讀
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及其方法論
後現代主義及其對清代國際關系的新闡釋
「現代性」概念對20世紀歷史編纂學的意義
法國大革命與歷史研究——牛津大學校長訪談錄
訪問法國著名史學家拉杜里
作為歷史研究本體論范疇的歷史進步觀及其內涵
歷史進步觀與l8世紀西方史學
後記
序
毋庸諱言,眼下的中國史學正經歷著一場巨變,這一巨變因同時構成為中國社會巨變的一部分而顯得異常深刻。
事實上,這一巨變已延續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進入新世紀後,巨變在悄然加速。巨變不要緊,關鍵是要有個基本的方向。而此時的中國史學,卻失去了度量變動的參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正不知該划向何處。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嶇,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就是當前的史界情勢!
「歷史學往何處去?」從「文革」結束後就一直是個問題。最初我們想回到前「文革」時代,很快發現不行。八十年代我們急切地擁抱現代化,「反傳統」,向往所謂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雖未淡出,但「傳統」卻卷土重來,與傳統互為表里的「國學」也隨之復興重光。出於對所謂「國學」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識界集體向民國學術走去。近若干年,我們的學風又在調整之中,回歸考據的勢頭有所減弱,「西學」特別是其中的「西方漢學」或美國中國學重又抬頭,乃至有成為「顯學」的跡象。但「西方漢學」能成為未來史學界的穩定方向嗎?回答顯然無法立刻作出。
實際上,史學界仍處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職讓我們懂得,巨變的時代,巨變中的史學,需要一份清楚的歷史記錄,或者說一份實錄。這份記錄或實錄必須要貼近時代,要同「本土化」與「全球化」交相輝映的學術現實共脈動;要盡可能多地容納大家對其歷史去向的望聞問切,盡可能全面地反映人們特色各異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診斷與症候分析;還要能引領史學走出當下的迷茫,要竭盡所能地尋找中國史學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審視和掃描必不可少,而基於不同審視和掃描的批評與專深分析顯得尤為重要。當然,第一位的,是必須要有一份對中國史學存續承繼的厚重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應是人們進行相關思考的起碼的心理基礎或共識。
我們發現,能同時體現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說沒有,而是太過其少。對於巨變中的史學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因此,「新史學沙龍」出焉。
事實上,這一巨變已延續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進入新世紀後,巨變在悄然加速。巨變不要緊,關鍵是要有個基本的方向。而此時的中國史學,卻失去了度量變動的參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正不知該划向何處。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嶇,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就是當前的史界情勢!
「歷史學往何處去?」從「文革」結束後就一直是個問題。最初我們想回到前「文革」時代,很快發現不行。八十年代我們急切地擁抱現代化,「反傳統」,向往所謂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雖未淡出,但「傳統」卻卷土重來,與傳統互為表里的「國學」也隨之復興重光。出於對所謂「國學」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識界集體向民國學術走去。近若干年,我們的學風又在調整之中,回歸考據的勢頭有所減弱,「西學」特別是其中的「西方漢學」或美國中國學重又抬頭,乃至有成為「顯學」的跡象。但「西方漢學」能成為未來史學界的穩定方向嗎?回答顯然無法立刻作出。
實際上,史學界仍處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職讓我們懂得,巨變的時代,巨變中的史學,需要一份清楚的歷史記錄,或者說一份實錄。這份記錄或實錄必須要貼近時代,要同「本土化」與「全球化」交相輝映的學術現實共脈動;要盡可能多地容納大家對其歷史去向的望聞問切,盡可能全面地反映人們特色各異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診斷與症候分析;還要能引領史學走出當下的迷茫,要竭盡所能地尋找中國史學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審視和掃描必不可少,而基於不同審視和掃描的批評與專深分析顯得尤為重要。當然,第一位的,是必須要有一份對中國史學存續承繼的厚重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應是人們進行相關思考的起碼的心理基礎或共識。
我們發現,能同時體現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說沒有,而是太過其少。對於巨變中的史學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因此,「新史學沙龍」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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