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25年的全球發展經驗中,中國的確良表現十分突出,它代表了人類歷史上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增長加速記錄。正因為這一原因,人們對其他貧窮區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經濟前景依然能夠保持樂觀,而不論它們最近的增長記錄是多麼令人沮喪。因為既然中國能做到,其他國家理論上也能做到。
因此,中國的故事在本書中佔突出地位。在本書中,我不時會提到中國的改革︰經濟改革需要的是一種戰略性的、分輕重緩急和先後次序的方法,而不是開列無所不包的、細目清單式的方法;對經濟增長的“硬約束”作出準確診斷並集中力量加以解決是十分重要的;需要進行試驗和政策創新;以注重實效且常常是非正統的辦法克服政治約束和次優解決方案帶來的問題;對于那種普適性、“最優做法”式的改革藥方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重視保留和運用政策手段,調整國內經濟結構,促進多元化。
中國的例子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這些特點在中國都已足夠顯著;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這些因蓁,人們很難想象中國會做得更好。
中國1978年之後的經驗常常被簡單地描繪成經濟自由戰勝政府監管、市場戰勝計劃的典型。當然,釋放基于市場的激勵措施在中國轉變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個標準的詮釋忽視了一個核心要點,那就是︰中國的政策並非只是大爆炸的《華盛頓共識》改革的一種漸進的或更加務實的版本,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的結果。根據這種思維模式,人們事先並不知道什麼措施可行或不可行,因此需要在具體的背景和過程中尋找解決方案,鼓勵試驗,也不為屬于非正統而難堪。雖然其他國家不能完全照搬中國的具體改革舉措,比如價格雙軌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特區等,但卻可以仿效中國的思維模式。
我在書中對經濟增長的啟動和經濟增長的維持作了重要區分。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維持其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問題,這又提出了兩種制度性挑戰。一種與保持生產的活力有關,另一種則與加強沖突管理的制度有關。在這兩個領域,中國的前途都布滿荊棘。
先看生產的恬力問題。在發展多元化和不斷成熟的加工出口部門方面,中國做得非常成功。保障這一成功的其中兩個重要因蓁,一是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力的產業政策,從而促進了國家和私人投資者在非傳統經濟活動中的投資和經營活動;二是對人民幣的低估保障了其在世界市場止的持續盈利能力。但未來中國運用這些政策工具的空間將會大大縮小︰諸如補貼或國家支持性的產業政策將會受到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身份的限制,而人民幣在美歐壓力下也會升值。這里的問題是︰中國的工業是否已經發展到具有自立能力的水平,從而郎使離開這些扶持性政策也能不斷前進?或者說,中國政府是否需要發展“新的”產業政策方法,就像本書第4章所概述的那樣?如果需要,那將是些什麼樣的政策?
更大的挑戰是法律和政治領域的制度性轉變。如果中國繼續增長,繼續縮小與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生活水平的差距,那麼它就必須加強其法治和民主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不僅就其自身而言是人們所需要的,它還是管理和處理各種由內外因素所引起的沖突和動亂的手段,正如我在本書第5章中所指出的。到目前為止在經濟競賽中,中國比印度做得妤很多;但中國再往前走卻面臨嚴峻的制度性挑戰。這里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經濟是否最終會增長到其脆弱的制度基礎之外,從而使得增長出現停滯?或者說,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國的領導人能否作出與經濟發展方面同樣成功和創新性的試驗?
丹尼‧羅德里克
2008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