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民族和每一種文化都會有自己的哲學思想，而作為成熟的理論形態的哲學在世界的幾大聞名中都同樣散發着智慧的光輝。哲學並非像黑格爾和德里達所言只是西方人的專利——只是起源於古代希臘，並用希臘文、拉丁文和德文等西方語言表達出來的一種獨特的概念思維，哲學的形態、風格和語言表達都應該是多元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人從西方引進「哲學」一詞和西方哲學時，只是把它作為與中國傳統哲學不同的另一種新奇的哲學，而從未把它看做是世界上唯一的哲學。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不斷地引進、移植和改造着西方哲學並將其本土化，在對西方哲學的理解中滲透了中國文化的獨特視角，從中國社會的現實和獨特發展中對於西方哲學產生了獨特的理解和感悟。應該說，中國人在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的過程中對於西方哲學也是有理論貢獻的。
然而，在我們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的過程中更多地是注意哲學的內容和學歷，而很少去注意西方人是怎樣學習和教授哲學的，實際上，哲學研究的方法和哲學教學的方法是兩種不同的但是相輔相成的方法，學習哲學和教授哲學的方法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哲學的精神實質和學理路徑。早在17世紀，笛卡兒就注意到，研究者自己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與他把這些發現表述出來告訴別人的方法是不同的，而霍布斯還專門研究了發現的方法和教導的方法之間的區別，這表明他們在研究哲學的同時還是十分注重哲學的教學方法，把自己的哲學表述清楚、傳揚出去、教授給別人也是哲學家研究哲學的重要目的。因此，對於西方哲學的教學方法的研究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哲學的教學方法一般說來包含三個方面，一是如何教，二是如何學，三是學什麼，即教學的組織形式、學習形式和教材。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我們教授哲學和學習哲學的方法日顯僵化，主要是老師講，學生聽、老師像是在宣示真理，學生卻是在死背教條，豐富鮮活的哲學變成了枯燥無味的說教。沒有辯駁、討論，更談不上與哲學家對話。哲學教科書，一方面遠離社會現實，不能對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作出回應，無法反映現時代的精神；另一方面也遠離學術前沿，大多是已成定論老生常談，知識結構陳舊。同時，「教科書文化」大行其道，每一個學校、每一個地區甚至全國都在編寫同一門課的教材，編者更多關心的是市場占有份額。教科書千書一面，大同小異，大多是介紹性、專署性的二手資料，學生通過教科書根本就不能了解哲學家本人的援助和思想理路，哲學系的學生學習了幾年的哲學，沒有讀過幾本原著，更沒有堵過原文原著，甚至不知道某位哲學家的名字原文該如何書寫、如何發音。這種現狀是否也值得哲學教育者們警醒呢？在我們大力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的同時，是否也需要研究西方的哲學教育方法和教材的編寫方法呢？
中國古代的哲學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就教學方法而言，古時學哲學也不是靠一些導論性的教科書、二手的介紹材料，重視哲學家的原著，背誦、注解原著是一個突出的特點，學生在熟讀和牢記哲學家原文原著的基礎上，可以自然地體悟和闡釋這些哲學的意蘊。而這種傳統的方法也被我們丟掉了。今天我們是否需要借鑒西學或是反觀傳統來重新審視和檢討我們該如何教哲學、如何學哲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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