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龍情殤：納西族的殉情研究

前言
第一章 殉情面面觀
一、「世界殉情之都」
二、殉情詞義及自殺方式
三、殉情前的准備
四、殉情地、殉情樹
五、歌與詩中完成的人生悲劇
六、殉情發生之後
第二章 殉情的社會原因
一、殉情溯源
二、「改土歸流」與殉情
三、婚姻制度變遷與殉情
四、婦女與殉情
五、民間迷信禁忌與殉情
第三章 殉情與東巴教
一、殉情鬼與愛神
二、風鬼（風流鬼）
三、「楚」鬼與「尤」鬼
四、鎮壓殉情鬼之神「卡冉」
五、為殉情者舉行的「祭風」儀式
第四章 「玉龍第三國」之謎
一、神秘的誘死幻境
二、高山中的理想國
三、回歸自然的生命觀及其文化背景
第五章 殉情與民族個性
一、傳統生死觀
二、崇勇尚武的民風
三、重義輕生與重情赴死
第六章 殉情悲劇文學
一、古典愛情悲歌的產生
二、東巴經殉情長詩《魯般魯饒》
三、殉情之歌《游悲》
結論
附錄：主要參考論著

人類學（anthropology）是對人類進行綜合研究的學科，它有英美等國的廣義概念和德奧等國的狹義概念之分；民族學（ethnology）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的文化。大致而言：德奧等國的民族學即相當於美國人類學中的文化人類學。不過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學派之中，對於民族學的理解和認識卻不盡相同。我國的人類學、民族學是舶來的學科，其狀況類似日本，雖然學界同時使用着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個名稱，然而兩者之間其實並無實質性的區別。本叢書名為「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文庫」，即沿襲我國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長期並用的慣例。

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是研究人類文化或人類行為的學問。具有文化和學習文化的能力，是人類與其它生物的最根本的區別。文化作為人類的基本屬性，使得文化的學習成為人類終生不可缺少的功課，正因為如此，文化的研究便不可或缺。人類學在發達國家之所以為社會民眾普遍熟悉和重視，並始終被作為大學基礎教育的學科，原因即在於此。然而，當前該學科所顯現的穩步趨熱的現象，卻另有緣由。

在當代社會，崇尚工業與信息、物質和技術，文化往往被忽視和被邊緣化，然而許多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等領域的重大的危機、紛爭和問題，根源卻非工業信息和物質技術，而在於文化。例如現在有的國家因捕鯨而遭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而當事國卻不甘示弱，認為堅持本國的「文化傳統」無可非議；又如西方國家慣於攻擊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發展中國家則以「應理解和尊重國別歷史文化的多樣性」予以回應，政治性的指責被判別為文化的偏見；再如時下全球變暖危及人類生存成為熱門話題，如果追究人為的因素，那麼工業文明的弊端無疑就是「罪魁禍首」。此外，君不見中東戰火無窮盡，生靈塗炭災難深！有人說那是石油的戰爭，而「文明沖突」的解釋，卻令人耳目一新。國際大事如此，國內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現象和出現的種種問題，亦無一不與文化相關聯。面對當代社會的困惑，文化的審視和詮釋顯示出了無可取代的魅力。那麼作為致力於文化法則研究的不同於一般文化學的人類學因此順勢而興，漸露顯學之態，也便不足為奇了。

回顧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歷史，可用四句話加以形象的概括，那就是「生於動盪，立於國難，少壯挫折，中年復興」。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引進發軔於⒛世紀⒛年代末期，其時軍閥割據，動盪不安；此后抗戰八年內戰四年，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開拓者們就是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中辛勤耕耘，篳路藍縷；1949年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人類學和民族學竟被看做資產階級的學科而取消；80年代改革開放，清除了「極左」思潮，人類學民族學才得以恢復和繁榮。滄桑百年，斗轉星移，現在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可以說進入了最好的發展時期。雖然如此，然而如上所述，面對當前國內外悄然興起的文化自覺和無所不在的文化訴求，面對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浪潮，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無疑承受着巨大的挑戰。如何適應社會的發展而進行學科的建設，如何在融入國際學界的同時努力實現本土化，如何普及人類學民族學的知識以提高國民的教養和素質，如何進行創造性的應用研究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服務等，均為重大而緊迫的課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課題如山還得從基礎做起。就學術事業而言，優秀成果的產出和積累始終是重要的基礎工作。正是出於這樣的認識，所以多年來筆者在從事教學和科研的同時，也先后負責主編過幾套叢書，為促進學術的交流和發展添磚加瓦。此次雲南人民出版社秉承奉獻社會、光大學術的一貫宗旨，不惜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決定出版「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文庫」，我們能參與其事，感到十分榮幸。學術貴在創新，一套好的叢書也必須有獨到的創意和追求。為了這個目標，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努力。

第一，盡可能匯集老中青幾代學人的作品。如前所述，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從產生至今，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縱觀迄今為止國內出版的人類學民族學叢書，還沒有系統地反映上述幾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成果集成，這是一個缺憾。當然，現在要彌補這個缺憾是比較困難的。眾所周知，第一代人類學民族學家大多已經辭世，除了他們廣為人知的經典著作之外，欲搜尋其傳世很少或者未曾面世的遺作，困難不小。所幸的是，本叢書覓求到了那一時代幾位著名學者的大作：田汝康先生的《芒市邊民的擺》，方國瑜先生的《滇西邊區考察記》，江應梁先生的《擺夷的經濟文化生活》。三位先生的大作雖然不可能充分反映同時代學者的業績，然而畢竟使叢書增添了中國早期人類學民族學的光輝，而且其時學者們的學風、學品、學問已昭顯於其中。20世紀50年代成長的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目前健在者尚多，不過多已邁入古稀之年。他們長年的耕耘積累，大多整理出版了；但身手尚健，老驥伏櫪，志趣不減，把握潮流立足前沿筆耕不輟者，已屈指可數。令人欣喜的是，恰恰是這一代學人中的幾位有影響的學者，為我們奉獻出了其代表性的著作：汪寧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學探索》，杜玉亭先生的《基諾族傳統愛情文化》，嚴汝嫻女士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數量也僅為三冊，雖然遠遠不能反映同代學人的偉業，然而作為承前啟后的橋梁，那一代學者的理論功底和田野調查的水平也足可窺見一斑。有了上述兩代學者的作品的支撐，加上選擇相對容易的中青年學者的著作，基本土構成了一個縱向的系列，這可以說是本叢書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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