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

序言
Multiple Modernities︰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Confucian” East Asia
“東亞”概念與儒學
Astronomy in the Shaping of the East︰Asian Cultural Sphere
Nationalism in Western Guise︰Non-Church Movement in Modern East Asian Religiotls 17hoLaght
以韓國三國時代儒學詮釋東亞文化圈
中韓儒學的“情”——以朱子與李退溪為例
中國古代皇帝號與日本天皇號——東亞政治秩序與儒家經典詮釋之研究
從十七世紀中日交流情勢看朱舜水與日本古學派
吉田松陰與孟子思想
日本幕末思想家高杉晉作的中國觀——兼論“明倫館”與“松下村塾”之思想教育
想象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于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
Why Is Confucius Historical?The Role of History in Early Confucianism
“道”、“王道”、“皇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詮釋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以及中南半島的越南等地方，除若干時期有過短暫的不愉快事件而外，大致說來，可說是處在有秩序又有人情味的時代。

茲先介紹這個世界值得注意的幾件事。首先是這個世界的溝通方式。有名的日本高僧圓仁，于838年隨著日本遣唐使節團到唐朝來請益高僧。在唐朝十年期間，求訪天台宗名師，于847年返國，其名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被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游記》，詳細記載入唐求法的經過，尤其當時正逢唐武宗消滅佛教，圓仁記載了所見所聞，這些資料不見于今傳諸史書，相當珍貴，可說是武宗迫害佛教的第一手材料。除此而外，我們從圓仁的游記可發現他來到中國的第一年，語言不通，他和中國人交談，都是借“筆言通情”。所謂“筆言”，就是用筆書寫漢字，借漢字來傳達彼此的感情，也就是所謂的筆談。這種情形，反映了“漢字文化圈”的一面。

再看統一新羅時代名儒學者崔致遠的例子。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奉其父之命到唐朝留學，而且希望考上唐朝的科舉。臨行的時候，他父親告誡說︰“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三國史記》卷46《崔致遠傳》）結果來到唐朝的六年後，不負其父的期望，考上了進士科（當時應該說是“賓貢”科，所以《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崔致遠著《桂苑筆耕》二十卷時，注日︰“高麗人，賓貢及第”；韓國《增補文獻備考》卷一八五特列《選舉考‧賓貢科》一項，其“登中朝科第者”即含崔致遠。）這個時候是874年。崔氏後來在唐朝做官，奉派到淮南節度使高駢那里當幕僚。885年返國，受到重用，893年也曾任遣唐使，但因此時的新羅已陷入戰亂，使其志不能充分發揮。這是東亞文化圈地區借著留學制度，乃至科舉制度、任官制度，使東亞士子與中原士子得以交流，其學歷在唐朝中國與新羅王朝都予以承認，並能夠受到唐、羅兩國政府重視的一個典型例子。

唐朝貞觀年間，也就是7世紀前半葉，京師長安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文化中心地，國子監則成為國際的最高學府。當時朝鮮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乃至高昌、吐蕃等國，都曾派遣學生來唐留學。尤其是統一朝鮮半島以後的新羅，派遣留學生與留學僧最多，同一時期可達一二百人。日本因有海峽之隔，危險性高，所以留學生與留學僧通常是先在國內作基礎教育，然後隨同使節團一齊到中國作短期請益，但也有少數在中國作長期居留，乃至于做官。有名的吉備真備，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留唐學習十九年（716－－735），總共學習了三史、五經、名、刑、算術、陰陽、歷道、天文、漏刻、漢音、書道、秘術、雜佔等十三道。返國時，攜回了唐禮、歷、樂書以及武器等，對日本此後文教事業的推展，貢獻極大。在吉備入唐的翌年（717），另一有名的阿倍仲麻呂也來唐朝留學，入學于太學，一時頗負盛名。學成之後在唐做官。753年要歸國的時候，船從蘇州出發，結果漂流到今之北越而沒有回成，仍在唐朝為官，與李白、王維友善。阿倍仲麻呂在唐朝最初使用的姓名是朝臣仲滿，其後改為朝衡，一稱晁衡。肅宗、代宗年間，在唐朝做到安南（今之越南）節度使。一般說來，留學生學成後，除在唐朝做官而外，通常是回國貢獻其所學。因此，使節團員、留學生們在回國之際，都盡量搜集唐朝的典章文物，以作為建國的藍本。吉備真備所攜回的資料，相當可觀。留學僧方面，新羅的高僧，首推圓光，他本來是研習玄學、儒學、文學、史學等，二十五歲的時候，到陳朝金陵（南京），學習佛法，尤其是成實、涅盤等。學成後，在隋朝及唐初頗受禮遇。

關于一般所說的典章文物，除了文化意義的攝取而外，實際上還代表東亞諸國可以據此而建立共同運行的政治體制。1784年，日本福岡市志賀島地方發現了一顆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字的蛇鈕金印，引起相當大的震撼，而有真偽的爭辯。但在1957年，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出土了屬于西漢時代的“滇王之印”，也是蛇鈕金印。因而強化“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其實在《後漢書‧東夷倭人傳》已經記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這里說的是倭境內有許多小國，其中的“奴國”到中國來朝貢賀年，並獲得東漢光武帝賞賜印與綬，這個印就是上面所說在志賀島發現的那顆金印，非常珍貴，它為中、日歷史交流作了有力的印證。尤其在朝貢時，應該呈上國書，此一金印當即用來蓋在國書上的官餃，以證明該王（國）在中國天下秩序中所具有的地位。這是天下政治秩序在運作時，非常重要的一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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