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一書己出版三十余年，從那時起，所有社會科學以及我們對社會政治理論的理解都發生了劇烈的變遷。不過，我仍卡相信在這本書中所形成的論旨———個適當的社會政治理論必須是歪驗性的、解釋性的、批判性的——已經被證實了。這並不是三種不同芙型的理論，而是社會政治理論的功能的三個方面。為了能領會我在這＋書中所說的，我們需要重建其（社會政治理論）歷史脈絡與智識脈絡。二戰後社會科學有驚人成長，特別是美國的社會科學。許多重要社會科學家把社會科學看作是行為科學，即人類行為的科學。他們的行為科學硯主要是基子對自然科學的理解，或更確切地說，基於他們認為是自然斗學的主要特征。行為科學（因而）是研究人的自然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相對嶄新及「年輕」。但是希望及期待是社會科學能有快速主展，能比得上自然科學及物理學已經實現的巨大發展。這個時期的精中可借由心理學家克拉克·赫爾（Clark
Hull）來表達，在1943年他寫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為科學將在當前展現一種足以媲美物理學在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與牛頓時代的發展。」赫爾的期待為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科學與心理學等領域的許多主流社會科學家所共享。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社會科學家主要不是受到物理學實際作為詢影響，而是受邏輯實證主義者及邏輯經驗主義者所提出的自然科學觀所影響。依據邏輯經驗主義者對科學的理解，理論說明依循⊥一種假設一演繹模型，需要對關鍵性概念下工作定義，以及對理論及假設仔細驗證。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去描述及說明經驗實在。它預設事實與價值之間存在明顯區別，而且必須避免任何命令式的或規范性的主張。從我們今日的觀點來看，很諷刺的是，那時許多社會科學家接受了邏輯經驗主義者的自然科學觀，這種自然科學觀受到諸如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等人（以及其他思想家）的嚴重質疑及批判。
對主流社會科學觀的批判還有其他來源。有一種批判來自於受後期維特根斯坦以及行動的分析哲學所影響的哲學家。溫奇在1958年出版了他的專薯《社會科學的理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這本書造戚了轟動。溫奇利用對維特根斯坦以及行動的語言哲學二者的理解，論證許多主流社會科學家所采用的「社會」的概念是徹底混淆的。在行為與行動之間，以及在理由與動機之間，存在著概念上的混淆。我們賦予人類社會行動的說明類型和適用於肢體行為的說明類型是完全不同的。分析語言哲學中正出現的一個新領域——行動哲學，挑戰並批判了主流社會科學觀以及邏輯經驗主義的遺產。
不過對於社會學科的自然主義觀之批判也還有其他來源。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關於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en）與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的關系已有激烈爭辯。在這個時期如狄爾泰等思想家論證人文科學（特別是史學）本質上是解釋性的，且主要關注於理解和解釋。再者，人文科學中的理解必須與自然科學中的說明小心區分。在20世紀初，偉大的社會學家馬莧斯·韋伯，也論證理解對子社會學科的方法論而言是必要的。解釋學運動也受到溯塞爾現象學抹究的影響。舒茨曾經是胡塞爾與韋伯的學生，對於什麽是理解及解釋人類行動所需要的問題，立足於現象學的洞察，他尋求發展一種新的解釋探究途徑。盡管社會學科的主流自然主義式探究途徑與現象學探究途徑之間存在許多差異，他們都共享了一個預設，即一種恰當的茌會科學應該是「價值中立的」。社會學科的功能並不是要對社會現象采取一種規范性的或批判性的立場。
但是，這種為社會學科的「價值中立」辯護以及避免批判的企圖，郭遭到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挑戰。
貝馬斯——他曾經擔任阿多諾的助理，且熟習社會學科的各種探究途徑——認為社會科學不能避免批判。甚至，他論證社會科學本質上是批判的。在1968年出版的《知識與人類興趣》——書中，哈貝馬斯區分三種主要的認知或知識引導的興趣:技術的、實踐的、解放的興趣。技術興趣引導並組織了經驗性一分析性科學；實踐興趣引導歷史性一解釋性學科；而解放興趣引導批判性社會科學c「系統化的社會行動科學┅┅如同經驗性一分析性科學，以生產理論性知識為日標。然而一門批判性社會科學將不會只滿足於此。批判性社會科學主要關注於超越此目標，去確定何時理論性陳述掌握社會行動本身不變的規律性，以及這些陳述何時表達意識形態所凍結的依賴關系，而這種關系原則上是可以轉變的。」再者，批判所涉及的不只有認知，還有一種情感一動機的基礎。「如果不是由對批判的熱情所推動，批判將不具有瓦解錯誤意識的力量，」一門批判性社會科學本質上是規范性的，且關注於那些應當引導人類實踐之規范的辯護。在過去三十年間，哈貝馬斯巳建構一套綜合性的溝通行動理論及論辯倫理學理論，然而他仍一貫地堅持一門批判性社會科學的必要性。
我在上述背景下撰寫了《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我尋求以一種辯證的方式來整合這些互相競爭的探究途徑的洞見，而拒斥我認為誤導的（成分）。一門恰當的社會科學必須遵守經驗研究及假設檢證的准則。但是我也認為邏輯經驗主義者的理論觀及科學說明觀必須拋棄。就如同解釋學探究途徑及現象學探究途徑的擁護者教導我們的，在社會學科中我們不能避免理解與解釋。囚此一套恰當的社會理論必須是經驗性的和解釋＂險的。然而這仍不夠。我完全間意哈貝馬斯的意見，一套充分發展且健全的社會政治理論也必須早批判性的。它必須探討那些支配人類行動的規范，並厘清在這些規范的證立中涉及些什麽。
自1970年起，在過去三十幾年間社會科學的景象以及有關社會政治理論的爭論己經徹底轉變了。關於什麽是一套恰當的社會政治理論所需要的，出現了許多新的辯論♂我已在《超越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科學、解釋學及實踐》（1983）和《新全貌:現代性/後現代性的倫理一政治視域》（1992）二書中嘗試探討及厘清這些關鍵性辯論。雖然智識領域已經轉變了，但我認為我的主要論旨和結論依舊是站得住腳的。時至今日它們甚至更為相關。我仍然認同我在結論中所寫的:
分析到最後，我們並非面對著互斥的選擇，即要麽經驗理論，要麽解釋理論，要麽批判理論。而是在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之中有一種內在的辯證關系:當我們從荸任一環節時，我們會發現涉及其他的環節。一套恰當的社會跋治理論必須是經驗性的、解釋性的以及批判性的。
最後，感謝黃瑞祺博士花費許多時間及努力，他的翻譯態度極為認真，使得《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有了可靠的中譯本。
理查德·J．伯恩斯坦
2007年3月12日子社會研究新孛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