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30年(1978—2008)

序言
現代性與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危機及重構
進步的觀念與文化認同的危機
——對中國人價值觀變遷機制的探討
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狀況的背景分析
論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國家能力的重要一環︰濡化能力
天下之治
論社會核心價值觀與價值觀多元化
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特征與社會成員共享的
核心價值觀石秀印
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機制問題
建國以來我國道德和價值觀演變中的經濟體制因素
社會言論︰正當性理據的變化
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與後現代價值觀念的出現
——中國與東亞各儒家社會的軌跡
西方社會中“自由”與“社會”價值生成與歷史演進
中西核心價值觀的生成歷程
政治的疏離與回歸——近30年中國政治觀的演變與動力
30年來我國政治價值觀的演變及原因
當代中國青年國家民族意識的演變
報，還是不報？
——近30年中國媒體新聞價值觀的變遷
建構中國國際價值觀︰30年來的實踐與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價值取向變遷及現狀研究
——現狀研究以山西農民為例
中國農村的倫理性危機與倫理重建
——湖北農村調查
一條河，三瓶水，幾度滄桑
——從戲劇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
第三次轉型期的國家電影

一

在2007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辦了一次盤點價值觀變遷三十年的大型研討會。來自海內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五十多位學者和四十多位國內媒體代表參與了本次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30年》是由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編輯而成，反映了學者們在價值觀問題上的真知灼見，頗具思想性和啟發性。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秋季。除日常研究項目外，研究中心每年就當代中國的重大問題主辦一屆大型研討會，邀請全國各地的有關專家和海外華裔學人共襄盛舉。第一屆年會于2006年2月18－19日在北京皇苑大酒店舉行，與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主題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會議論文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很有分量，已曲中國經濟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第二屆年會于2007年8月25－26日在北京友誼飯店舉行，主題是“三十年來我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除這本會議論文集外，與會代表的會議發言實錄亦已由三聯出版社結集出版。本研究中心的第三屆年會將于今年（2008）底舉行，主題是“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與中國模式”。

二

盤點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教訓，大體上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大類視角。在精神文明的範疇里，價值觀變遷顯然是個核心話題。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下半期，價值觀的“混亂”或者“混戰”是我國人文社科界關注的一個焦點。

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社會關系出現了巨大變化，人們的觀念也隨之出現了巨大變化，“今是而昨非”以及“昨是而今非”的價值觀變遷俯拾皆是。其實，與1919—1949和1949—1979的兩個三十年相比，在以往三十年里，我國社會關系和價值觀的變化還算平緩，沒有出現疾風暴雨式的革命。經由三個巨變的三十年，我國的社會關系跳躍著走向了“現代”，我國的價值觀也跳躍著走向了“現代”。比較三個三十年的價值觀變遷，大約比物質成就更能清晰地勾畫出我國社會變遷的軌跡。可以預見，社會價值觀不會凝固在以往的三十年里；未來的三十年，我國可能經歷更宏大的社會價值觀變遷。

價值觀是關于社會關系是非曲直的判斷。依照如此定義，價值觀與社會關系就直接相關，價值觀的變遷與社會關系的變遷也就直接相關。換言之，社會關系的變化構成價值觀變化的主要動力。生產結構變化，社會關系也隨之變化，價值觀也會發生變化。鄉村熟人社會以血緣為紐帶，軍人社會以及城市的工商業社會是陌生人的社會，不以血緣為紐帶，價值觀當然不同。

多元的社會關系和多元的價值觀使我國社會擁有強大的活力。絕大部分價值觀的變化只會使一部分人“不適應”，不會引發社會分裂和社會動蕩。職業不同，價值觀就不同；但既然人們相互依存，一般就會相E妥協。社會變化快，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就快，就造成同一時代里不同年齡人之間的價值觀“代溝”；解決之道依然是相互尊重和妥協。

然而，在最近這三十年的後半期，我國的社會關系開始呈現緊張狀態。社會關系中不僅出現了利益的多元化，而且出現了利益的激烈博弈，開始撕裂我們的社會。在國內，我們看到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官場腐敗幾成不治之癥。在國外，我們看到“國際社會”這個富國俱樂部暴露出控制和貪婪的欲望，而且喪失了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光環。迫于世界體系，人均收入還不足3000美元的我國卻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並頻遭投資歧視和巨額投資損失。我們忽然發現， “開放”是褒義詞，但“買辦”是貶義詞；“停滯”是貶義詞，但“穩定”是褒義詞。由此，我國社會價值觀不僅多元化了，而且還出現了明顯的對抗。

基本社會關系的穩定及核心價值觀的統一能維持社會團結，阻止社會分裂。盡管追求以強國富民為目標的“現代化”依然是我國人民的基本共識，但沒有社會團結就不可能有強國富民。

于是，經歷了最近三十年的變遷之後，在物質生產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偉大成就之後，“發展”、“改革”、“與國際社會接軌”這類一度被視作天經地義，擁有社會共識的詞匯喪失了原有的磁力，而中國式保守主義思潮開始自下而上地興起。一個潛在的“中國學派”呼之欲出了。

中國式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征有三個。（1）要求重新評估中華傳統政治文明，將三千年與最近三十年的成就連在一起。既然傳統政治文明乃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生存方式的結晶，就不能用一個西方的負面概念“專制”來簡單地概括和否定。（2）要求重新評估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建立的社會主義傳統，將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成就連在一起。前三十年的傳統貌似與“改革”相左，卻為中華由小農文明跨人工業文明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3）要求重新評估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將其不僅與新中國六十年的成就連在一起，而且與新中國的挫折連在一起。西方文明趨于極端，不僅激勵進步，也帶來掠奪和異化；不僅應當學習，而且還可以批評。

僅僅將這種中國式保守主義思潮斥為“極端民族主義”是無益的，這思潮的崛起有國內和國際的思想基礎。

在新的三十年開始之際，“否定之否定”的輪回開始出現，批判精神再度興盛。在城市，批評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市場化，以及對國際需求的依賴和對國內需求的輕視。在鄉村，批評以“海選”和“費改稅”為名的改革摧毀基層政權，使政府在鄉村淪為空中樓閣，把權力真空留給黑社會和外來宗教勢力去填補。當傳統的工農聯盟喪失了基層政權這條紐帶，農民的利益與國內和國際資本求擴張的利益就經常呈對抗性質。于是，“發展”和“改革”不再擁有絕對的政治正確性。“發展”依然是目標，但“發展”必須以“和諧”為前提。“改革”依然有正當性，但破壞了社會和諧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對象。于是，追求“社會和諧”開始崛起為一股官民共有的強勁思想潮流。換言之，隨改革開放進程而來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分裂危險是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國內因素。

在這最近的三十年，市場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聯網技術的崛起使得情況變得更為復雜。價值觀與國內生產結構和社會關系的聯系日益顯得含糊不清，反而與全球生產體系所決定的社會關系相關，與世界體系內的霸權話語系統密切相關，與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權話語系統密切相關。一批激進學人把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一切成就歸于哈耶克，一切弊端歸于現存的黨政制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闖關”，要求照美國政府的模樣進行“根本的”政治制度變革。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解釋在現行黨政體制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反倒成了他們遇到的最大障礙。1987—1989年間風靡我國知識界的理解是︰沒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讀作競爭型選舉），就沒有經濟市場化。歷史證明，那時的流行理解大錯特錯，經濟的市場化與政治的選舉化並無必然關系。不僅如此，我們今天還認識到，完全的市場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進學人試圖把西方政治學里的“合法性”觀念套用于我國社會，繼續論證社會關系多樣化與奉行多黨選舉政治必然聯系的“規律”，證明競爭型選舉能減少腐敗的“規律”，證明只有競爭型選舉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規律”。但在邏輯和歷史面前，這種“規律”業已陣腳大亂。最新的趨勢是放棄論證“規律”，號召信仰和服從“普世價值”。誰堅持“實事求是”，不與西方富國俱樂部同聲高喊“自由、民主、憲政、人權”之類的空洞口號，就給誰扣上“反對人類普世價值”的大帽子。這大帽子背後的訴求很簡單，很明確，就是進口多黨競爭的選舉政治，就是拆掉現有的黨政體制，直把北京變台北，拆了故宮建白宮。信仰“普世價值”與當年信仰我國體制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毫無二致；有些支持者甚至還重復了類似當年“就是好，就是好”的“不言自明”。為什麼這種似曾相識，被當年知識界嚴厲批評為“強詞奪理”或者“蒙昧主義”的論證方式能回歸？自冷戰以來，核心價值觀不斷被抽象化、符號化，逐漸成為生存方式的圖騰，陣營間對抗的利器，乃至民族興衰的原因。換言之，符號化的核心價值觀被從本國的基本社會關系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斗爭的戰場，成了撬動基本社會關系的杠桿。蘇聯不是被經濟挫折打敗的，不是被科技創新打敗的，也不是被陸海空軍的武器打敗的。蘇聯是被觀念打敗的，是被符號打敗的，是在解構和建構核心價值觀的混戰中采取鴕鳥政策而失敗。蘇聯輸掉的是“冷戰”，但損失的慘重程度卻遠遠超過“熱戰”。于是，在思想戰線上和世界體系中求生存、求獨立自主，就構成了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國際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還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論思想解放的標志，是自信地總結“中國模式”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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