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

序
緣起
第一章 導言：近代日本漢學研究的觀點與方法
一、近代日本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二、近代·日本·漢學
三、觀點與方法
四、概念及意涵
第二章 「漢學」、「儒教」、「孔子教」與「支那學」——由「儒學」的表述論代日本漢學之內涵與特征
一、「儒學」的表述與宗教性論爭
二、「儒學」的轉型
（一）由古典注釋之學到經世濟民之學
（二）「宗教」（religion）概念的確立與「漢學」
三、「儒教主義」式的德育
（一）教育與宗教的沖突
（二）日本式「孔子教」的出現
四、「漢學」與「支那學」間的齟齬
五、表述的暖昧性與生產性
第三章 「東洋」、「東亞」、「西洋」與「支那」——近代日本對國家主體性和普遍性的企求
一、「東洋」的復義
二、歷史上的「東洋」圖像
三、實體或是想象的——「東洋」、「東亞」論
（一）「東洋」論
（二）「東亞」論
四、顯在的副題「西洋」與潛在的主題「支那」
五、表層的連續與內在的斷裂
第四章 「天道」、「天命」、「王道」與「皇道」——由近代日本天皇政治論德治與血緣的扦格
一、由中央到終端
二、中日帝王的神聖化
三、天皇親政與「天道」、「天命」論
四、「王道」、「皇道」之樂土：「偽滿州國」
五、文化的繼承和轉化
第五章 井上哲次郎的《敕語衍義》——關於「忠孝」的義理新詮
一、井上哲次郎其人及所撰《敕語衍義》
二、儒家道德論的抬頭
三、《敕語衍義》「忠孝」觀的特色
四、忠孝難兩全——與中國傳統君臣、忠孝思想的比較
五、重特殊而輕普遍的思維
第六章 服部字之吉的「孔子教」論——關於「革命」及「國體」說的考察
一、中國的「孔教」、日本的「孔子教」
二、現實的中國和理想的中國
三、「湯武放伐」與「易姓革命」的詮釋
四、「國體」說——近代日本的咒縛
五、漢學的實踐性
附錄一 近代日本漢學的庶民性特征——漢學私塾、漢學社群與民間祭孔活動
一、近代的漢學塾
（一）首都圈的漢學塾
（二）地方的漢學塾
二、漢學社群——以「斯文會」為例
（一）「斯文學會」的成立及其背景
（二）「斯文會」的組織與活動
三、民間祭孔活動
四、近代日本漢學的庶民性特征
附錄二 「西洋倫理」與「東洋道德」的交會——由井上哲次郎對「東洋哲學史」的實踐談起
一、關於「日本哲學史」的省思
二、從蘭學到英法哲學的移植
三、學院哲學的形成與「東洋哲學史」的提出
四、西洋倫理與東洋道德的融攝
附錄三 近代日本漢學思想年表
參考書目
名詞索引
人名索引

「漢學」是現代日本已經喪失的一個概念。縱然我已着手針對這些概念進行探究，但用意並不是要取代陳瑋芬君的新著《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應該說我的討論是希望進一步闡明本著的意義。雖然我剛剛才說「漢學」是已然在日本迭失的概念，但「漢學」並非隱含在本書標題中的「中國研究」，而是本書內文所論及的、與「支那學」之間產生齟齬的「漢學」。該「漢學」的概念在日本已經徹底式微了。

我想到舉近代日本的三位文人——內藤湖南（1866—1934）、西田畿多郎（1870—1945）以及夏目漱石（1867—1916）。三位都出於於慶應年間到明治初年。如同周知，內藤湖南是日本近代支那學的創作者之一，西田畿多郎是近代日本最初的哲學家，而夏目漱石則象征了日本近代小說的真正啟航。我以這三位為「文人」，因為他們都是具備了漢學的基礎教養而為「文」的人。他們以「文」為根基，有時則透過與「文」的格斗，創作出屬於日本近代「支那學」的文章、近代「哲學」的文章以及近代「小說」的文章。這里所指的「近代」，是一個與歐洲進行交流並共享世界的時代。對於他們之后的人而言，失去了「漢學」，就變成只存在「支那學」、「哲學」與「小說」而已。在日本，能夠完全領受「漢學」的教養，對「漢學」熟稔到有如肌膚相親一般的，就僅止於內藤等人的世代。此后「漢學」便不再屬於日本知識分子的基礎教養了，它在學術領域上分化為「支那哲學」、「支那文學」與「東洋倫理」，或是以「漢文」這般的「古典科目」之名，殘留在學校的體系內，但是作為日本人教養體系的「漢學」概念，其實已經消失殆盡。

陳瑋芬君的著作《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不僅續承了近代日本理應喪失的「漢學」，更試圖借由連串成組的關鍵詞，為「漢學」賦予新的定義，並開展相關的概念光譜。即「東洋倫理」、「孔子教」或「儒教倫理」、「國體」與「忠孝」道德，以及新創的「天命」、「天道」、「皇道」，「王道」概念等等。此一光譜的最末，或許可以再加上昭和時期的「漢學」。縱覽這些概念，我們應該能夠進一步了解它們殘留在近代日本，並以「國家倫理學」、「東洋倫理學」再生，成為「漢學」別名的原因。

受本書之惠，我們了解「漢學」為何在近代日本的教養體系中失去了一席之地，后來又以「國家倫理學」、「東洋倫理學」之名重新出發，在日本帝國中鞏固其位的過程。作為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者，我們只針對水戶學如何創作出近代日本的國家理念進行分析，而尚未往下深掘它的意義。換言之，我們對近代日本的儒學觀隨着「漢學」而消散了，就像是服部宇之吉的《孔子及孔子教》如今已難覓知音。我之所以注意到服部的「孔子教」與康有為的「孔教」，也是受到陳君論作的啟發。本書追溯了儒家及相關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變化歷程，厘清了近代日本國家（國民）概念，或國家理念的儒家思想基礎，這些都是我們一直企圖了解卻始終不得其要的。近代日本的國家、國民理念之構成與其倫理基礎，都是以儒家式的語言來表達的。近代所有的敕語，包含1945年投降時天皇所頒布的詔敕為何都是用漢文體書寫的疑問，在這里首次得到了解答。

陳瑋芬君在研究所時期受教於日本九州大學的町田三郎教授，而具備了對於近代日本「漢學」、「支那學」的知識與思路，其后又在台灣大學黃俊傑教授等人主持的大型東亞儒學研究下，充實了儒學的比較觀點與思想史的方法論。筆者很高興本書能夠作為「東亞文明研究叢書」中的一冊問世，也對於陳君身為台灣東亞儒學的研究者之一而深深感到欣喜。希望借由筆者親自闡釋本書的意義來代替序言，同時謹此代表筆者對本書上梓的衷心祝福。

2005年2月6日
子安宣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