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外交轉型研究

序
導言
第一篇 近代中國外交轉型的艱難起步（1840—1860）
第一章 清前期中西的外交碰撞
第一節 清朝前期政治結構中的外交體制
一 清朝的外交制度架構
二 清朝前期的外交實踐形態
第二節 中西兩種外交體制的早期沖突
一 清政府選擇廣州一口通商的原因
二 清政府對廣州通商的管理與中西沖突
第二章 近代中國對外關系的早期變遷（1840—1860）
第一節 傳統朝貢體制下的中國與屬國間關系的演變
一 朝貢體制的制度延續
二 朝貢關系的低調維持
第二節 近代中國外交新體制的萌動
一 中西「條約」與中外交涉體制的變化
二 從廣州一口通商體制向五口通商大臣體制的演變
第三節 蒙昧中的中西交涉與不自覺中的喪權
一 在無知中交涉，在不自覺中喪權
二 廣州入城交涉與中國人對世界的態度
三 修約的盲點使清政府喪失了挽回權力的最早機會
第二篇 近代中國外交轉型的初步展開（1861—1900）
第一章 近代中國外交視野下的洋務運動
第一節 新觀念的產生與自強御侮的路徑選擇
一 夷夏觀念式微與「師夷」觀念的出現
二 中外「合作」趨勢與清政府自強御侮手段的選擇
第二節 洋務運動對近代中國外交的多重作用
一 近代軍事工業的創辦和新式海軍的組建，為外交提供了支持
二 民用企業，在「求富」的同時，開始從列強手中收回利權
三 近代教育，在培養技術人才的同時，也培養了專業外交人才
第二章 維持朝貢體系的努力及失敗
第一節 朝貢與通商兩種外交體制的歸一趨勢
一 禮部介入中西交涉
二 總理衙門也全面介入與朝貢國相關的交涉
第二節 朝貢體系的崩潰
一 清政府對朝貢體系的傾力維護（1861—1881）
二 武力抗爭失敗，朝貢體系崩潰（1882—1895）
第三章 新外交體制的最初架構及清朝與「互市之國」外交的新動態
第一節 以總理衙門為主軸的外交新體制的架構
一 總理衙門設置的緣起
二 以總理衙門為中樞的新外交體制形態
三 以總理衙門為中樞的新外交體制的歷史地位
第二節 中西交涉中的新動態
一 有關常勝軍、阿思本艦隊的交涉與軍事自主權的維護
二 與秘魯、巴西等國的交涉與華工權利的維護
三 與丹麥的交涉與對工商業的保護
四 「修約」與訂立新約過程中對條約下國家權力的追求
五 對邊疆的國家主權的維護
第三節 改變弱勢處境的多重嘗試
一 戊戌變法，改變中國外交地位的一種制度變革嘗試
二 支持義和團抗擊西方列強的嘗試
第三篇 近代中國外交轉型的循序推進（1901—1911）
第一章 20世紀初的中國外交形勢
第一節 《辛丑各國和約》對列強在華特權的強化
一 列強關於分贓的爭論
二 《辛丑各國和約》對中國的影響
第二節 列強在華存在的強化
一 租借地的強占和勢力范圍的划分
二 門戶開放政策的出台
三 駐華外國公使團作為一種左右中國的力量的形成
第二章 新型外交體制的初步架構
第一節 最高外交權力的變遷
一 督辦政務處對外交決策的參與
二 《欽定憲法大綱》對最高外交權力的法律認定
三 《資政院院章》、《內閣官制》及《弼德院官制》對外交權力的划分
四 《十九信條》對最高外交權力的界定
第二節 外交制度建設
一 外務部的設立及其專業化改造
二 外交官養成制度的初現雛形
三 外交禮儀的國際化
四 對地方外交權的限制與管理
五 對使領館管理的規范化
第三章 維護主權與回爭權利的展開
第一節 清政府維護主權和回爭權利的努力
一 對近代國家主權概念的最初認知
二 維護主權和回爭權利的實踐
第二節 中國民眾對主權的維護與對已失主權的追索
一 近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
二 中國民眾對外交的參與和維護、回爭主權的努力
第四章 中國走向世界的嘗試
第一節 保護走出國門的華僑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圍繞著僑民問題的交涉
二 《大清國籍條例》的制定及其影響
第二節 建立與國際組織的聯系
一 加入國際紅十字會組織
二 參加保和會
第三節 參加國際博覽會
一 19世紀中國對世界博覽會的參與
二 20世紀初收回對博覽會中國展區的承辦權
第四篇 近代中國外交轉型的基本完成（1912—1928）
第一章 爭取國際杜會承認
第一節 中華民國政府對晚清外交遺產的認受
一 對列強在華特權的認可
二 接收清政府在各國設立的使領館及其員屬
第二節 爭取國際社會承認
一 爭取國際社會承認的努力
二 國際社會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影響
第二章 新型外交制度架構的完成
第一節 中華民國最高外交權力在法律、法規上的新界定
第二節 外交事務執行者的外交權力在法律、法規上的新界定
一 確立外交部和外交總長作為中華民國外交中樞
二 構建外交官、領事官養成制度
三 臨時外交機構對外交新體制的補充
第三章 追求獨立自主外交廢修不平等條約
第一節 廢修不平等條約的契機
一 由「中立」到參戰，中國外交由被動轉主動
二 參加巴黎和會，中國贏得外交主動
第二節 外交新形象的初步架構
一 華盛頓會議，中國追求全面平等
二 立足實際，手段靈活，多方尋求收回喪失的權利
第四章 中國融入世界
第一節 謀求建立新型國家關系的努力
一 與各國建立新型的國家關系
二 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妥善處理戰時與友國、敵國的關系
第二節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一 加強與國際紅十字會合作，擴大中國在非政府組織的影響
二 廣泛開展禁煙活動，促進國家間的合作
三 積極參與國際聯盟的活動，拓展國家在國際組織的發展空間
結語 近代中國外交轉型實現的原因
參考文獻
後記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急劇變化，為歷史上任何時期所不能比擬。在強大的持續的內外壓力之下，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轉型。

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轉型是痛苦的，在本質上是被迫的。在新的世界中，舊的坐標被打亂了，人們不得不放棄一些長期傳承的觀念與做法，包括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甚至視為神聖的觀念，去了解去接受自己所不熟悉的甚至在最初頗為厭惡的新東西，並重新確定在新世界中的坐標。

作為后發展國家，近代中國的各種轉型，都是在與外界的碰撞和交往中發生的。而在直接從事對外交涉的外交領域，其所面臨的轉型壓力應是最先到來的。近代中國的外交轉型無疑是啟動較早的轉型之一。然而，這一轉型的完成，竟用了80余年的時間。由此，也可想見外交轉型的艱難。

本書以外交轉型為其研究對象。首先，要確定什麼是外交轉型？由於中國與世界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轉型是一個繼續進行時。你甚至可以說，某些方面的轉型，直到今天還沒有完成，或仍在進行當中。因此，對本書要討論的外交轉型尤有加以定義的必要。本書討論的是從傳統外交到近代外交的轉變，即從一個獨特的宗藩體制的傳統外交模式轉到具有普遍規范的符合現代國際交往規則的外交模式。這一轉型既與整個社會的變遷和轉型相聯系，又具有自己的獨特性。簡言之，外交轉型的完成並不以社會性質的變化，也不以國際地位的變化為標記，而自有其獨特的衡量指標。作者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將近代外交轉型的完成划定在20世紀20年代，我想，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其次，討論外交轉型應該包括哪些內容？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我想以下三方面的內容應該是必備的：

一是外交觀念的轉變，其中包括對世界的認識、對國家主權的認識、對列強（即外交對象）的認識、對中國外交的遠期目標和近期目標的認識等觀念的變遷，這些觀念變遷是外交轉型的先導和基礎。由於此前中國長期處於東亞地區國際體系的中心地位，改變天朝上國的觀念和心態，並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中國人突然發現了一個自己所不熟悉的國際社會，在這個新的國際體系中，非但不以中國為中心，且中國的地位是相當邊緣性或低層級的。因此，要不要進入這個國際社會，采行這個社會已有的游戲規則，曾長期困擾着中國人，至少直到上個世紀初這個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而在決定加入這個體系之后，爭取在這個體系中為平等地位，則是一個更為長期的過程。

二是外交體制的變遷，其中包括外交決策機制、日常外交機構（包括中央的、地方的，國內的、駐外的）以及若干外交制度的變化。舊的外交體制，其制度及機構顯然已無法承擔近代外交的任務，新機構的誕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盡管當初在創制者的眼中地位並不顯赫，但卻幾乎是一個無所不管的超級大部，從工業、商務、軍備、文化教育到外交，無所不涉。專業的外交部門直到上個世紀初才獨立成型。作為外交轉型的推動者和擔當者外交官的群體的變化，亦很引人注目。外交官的養成制度、使用制度，外交官群體特質、外交官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等，均值得加以研究。

三是外交戰略的變遷，包括國家外交大戰略和外交實踐中的具體策略和傾向。由於列強的強勢，也由於早期從事外交者的懵懂和對國際規則的無知，近代初期的外交定位錯誤，毫無章法，國家喪失了若干主權。隨着對國際規則的熟悉，中國外交有了自己鮮明的方向，並形成了相配套的戰略和策略，外交在為爭取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作出了努力。

以上三方面的變化及其相互間的影響，當是近代中國外交轉型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內容。

本書分四個階段探討了近代外交轉型的過程，對以上三個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尤其對后兩個方面着墨較多。作者的這一探討，當然是得益於前人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他正是在以往的基礎上展開了自己的思索。本書的探討成功與否，當由各位讀者評判。但我相信，作者的這一系統探索是富有價值的，它將為后來人繼續探索近代中國外交轉型提供一節階梯。

最后我要說，兆祥是一個很勤奮的很有活力的年輕學者。攻讀博士課程期間，他還兼着原單位的行政領導工作及教學工作，博士論文的寫作大部分是在深夜完成的。事實上，我曾經考慮過是否將他的在校學習期限延長一年。他能按期拿出博士論文，我是有點意外的，確實相當不易。畢業之后，經過一年多的沉淀與思考，修改后的博士論文終於要出版了，這是一件很令我高興的事。作者囑我寫個序。在我眼中，直視寫序為畏途，但此序欲卻之而不能。或許，這是作為導師應盡的義務吧。寫上以上這些當初曾經討論過的設想，或可為讀者起到一點導讀的作用吧。

我希望，對於兆祥來說，本書的出版並不意味着對這一專題研究的結束。這不僅是由於本書寫作時間畢竟倉促，本書所涉內容，無論在觀點上還是在個別提法上一定會有尚待完善之處，還在於近代外交轉型之題甚重甚大，本書未涉之題仍大有進一步開拓的空間。作者既已有此良好基礎，必能在這一領域作出更多的成就。

王建朗
2007年11月28日草於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