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

自序
一、研究方法與思維空間
20世紀中國哲學的形態、問題與思潮
「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芻議——對19-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思考
中國思想由「傳統」向「現代」轉換的新闡釋——韋政通著《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讀後有感
馮契中國近代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意義
哲學史與思想史關系的重構以及思想史空間的拓展——李錦全老師的有關思考及其啟示
二、哲學轉型中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
中國科學主義思潮的百年回顧
現代新儒學重建本體論的貢獻與困境
論熊十力的哲學觀
馮友蘭·洪謙·維也納學派
牟宗三對「存在」問題的探尋與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
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的思想歷程及其意義與局限
毛澤東「實踐論」的中國性格
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可貴探索——馮契先生《〈智慧說三篇〉導論》初探
三、哲學轉型中的文化觀與歷史觀問題
陳獨秀與新文化運動在上海的崛起
現代新儒家對全球化運動的反思——以梁漱溟、馮友蘭、徐復觀為中心
關於西化思潮研究的幾個問題——張世保論西化思潮二書序
四、哲學轉型中的政治哲學問題
徐復觀與唐縱：20世紀40年代的「改革」夢
張世保著《陳序經政治哲學研究》序
何卓恩著《〈自由中國〉與台灣自由主義思潮》序
政治儒學的興起及其對中國思想世界的影響
五、傳統哲學的現代轉化
儒學生存形態的歷史形成與未來轉化
《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與20世紀中國哲學中的科學與哲學的划界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結合之路
中國哲學的繼往與開來——張岱年先生在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哲學觀及其啟示
六、湖北地區與武漢大學的哲學傳統
湖北地區的心學傳統及其意義
王星拱與20世紀20年代經驗論科學主義
李達所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特色的性格
蕭父老師大學畢業論文《康德之道德形上學》發現記
七、走向21世紀的中國哲學
走向21世紀：中國大陸哲學的歷史性變化
20世紀中國哲學中的個性化失落與重建
20世紀中國哲學傳統與21世紀中國哲學發展
附錄
李維武學術年表

三十年前，1977年12月i我以28歲的年齡，參加了恢復後的第一次高考。這次高考，對於中國教育是一個划時代的轉折，而對於我的人生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折。1978年3月，我在經歷了近十年的務農做工的勞動生活後，成為了武漢大學哲學系七七級學生，有幸獲得了重新學習的機會，並由之而開始進入哲學之門，走上了哲學道路。本科畢業後，我又相繼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在蕭是父、唐明邦、李德永三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生學習，在蕭楚父老師指導下完成了博士生學習，並留系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直到今天。可以說，近三十年來我的學習與工作，都是與武漢大學哲學系聯系在一起的。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我把自己治學的興奮點，由中國古代哲學轉向了20世紀中國哲學。在當時，在中國哲學研究中，這是一個尚未得到充分開辟、深入探討的領域。正是這種機遇，使我能夠在這個領域中更能發揮自己的研究興趣，更能把自己自本科學習起所打下的較寬厚的哲學基礎作一種綜合的運用，也因此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近年來，我又把自己的研究范圍拓展為19－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而我最有心得的，還是在於逐漸形成了自已對19－20世紀中國哲學的理解框架及研究方法，逐漸地開拓出自己的研究空間。

在我看來，19—20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固然人物眾多、思潮紛紜、立論各異、見解歧出，可以說是中國哲學史上又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但其間也存在著一以貫之的主線，這就是中國哲學由古代形態而近代形態而現代形態的轉換，即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以中國自19世紀中葉起進入以西方近現代文化為標本的全球性現代化運動為背景，在中西古今文化及哲學的碰撞、交流與融會之中而展開，通過西方哲學的中國化與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兩大相結合的哲學運動而實現。其中最主要的哲學問題，從抽象到具體、一般到個別來看，集中表現在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文化觀與歷史觀問題、政治哲學問題三個層面上。正是環繞這些不同層面的哲學問題，形成了不同哲學思潮及其相互間的激盪、交流、吸取、融會，構成了19－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的絢麗長卷。

這個理解框架的形成，是與我在哲學史方法論上的思考與探索相聯系的。在哲學史的研究方法上，我經過了一個比較大的轉變。自 世紀80年代以來，哲學史界的一批前輩學者，為了突破長期禁錮哲學史研究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兩軍對戰」框架，倡導開展對哲學史上的范疇的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批年輕的哲學史學者，又由對哲學范疇的研究轉向對哲學問題的研究，我自己在199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二十紀中國哲學本體論問題》，就是從哲學問題入手研究哲學史的。然而，就哲學問題來說，不僅有著哲學自身發展中就長期反復探討的問題，如古往今來的本體論、認識論問題，而且又有著直接來自文化歷史中的問題，如19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發展所提出的中西古今文化關系問題、中國現代化道路問題，特別是「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更是深刻影響了19－20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後面的這類問題，雖然不具有普世性，也沒有那麽多的思辨性，更不是古已有之的，但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來說卻是相當重要的，並成為了一百多年來中國哲學家反復探討和思考的重大問題。這樣一來，哲學史的研究，如果僅僅停留在本體論、認識論問題上，就嫌過於狹窄了。為了進一步拓展哲學史研究的視域，我提出了「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這一概念，以求形成一種研究19－20世紀中國哲學的新方法，以這一新方法來深化對中國哲學現代轉型的探討，拓展19—20世紀中國哲學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