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析和論述了《呂氏春秋》與先秦各家的異同,並進而論述了「兼容並蓄」這一雜家的特點,是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在《呂氏春秋》之前,苟子、韓非已經不公開地采取了其他學派的觀點;在《呂氏春秋》之後,漢、唐到宋、明各大學派,也都「兼容並蓄」地吸收了其他學派的觀點,外來的佛學思想,也被某些學派所吸取。因此,本書此次再版,書名改為《〈呂氏春秋〉:兼容並蓄的雜家》,以突出「兼容並蓄」這一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初版的書名《雜家帝王學——〈呂氏春秋〉》是叢書編者建議采用的。)
「兼容並蓄」雖然是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但能否擇優「兼容」卻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西漢初年的統治者,深刻吸取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崇尚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采取「霸王道雜之」,於是有了漢朝的盛世——文景之治。令人驚異的是,漢初崇尚的「黃老之學」,「霸王道雜之」與《呂氏春秋》的主張十分近似。本書指出:「前者是事後總結得來,後者是事前預先規划,中間隔了一個秦王朝。秦王朝的產生和崩潰,是漢初黃老之學成為統治思想的契機,它雄辯地證明了《呂氏春秋》思想的卓越和預見的可貴。」同時,這也說明了「兼容並蓄」不能是簡單地湊合,而是根據現實情況,選擇、綜合各派優秀思想,才能成為新的思想體系。